在阶级社会里，“劳力”与“劳心”是尖锐对立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9]。这种对立使教育成了脑力劳动者（统治者本身及其代理人）手中的专利品、奢侈品，而与体力劳动者无关。陶行知在对传统教育的战斗中，深刻地剖析了旧教育在这方面造成的恶果，并正确地阐述了新教育的目的。
陶行知认为，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历程来看，先有“劳力”，后有“劳心”，“劳力”是“劳心”之源。但传统的旧教育偏偏是“单教劳心者，不教劳力者”[10]。他指出这种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的现象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通病，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两种一无所能的“怪人”：一种是有着一个大脑袋和一双小手，用脑不用手的“教书匠”和“书呆子”。“软手软脚病”是这种人的通病；另一种恰与前者相反，有着一个小脑袋和一双大手的“田呆子”和“工呆子”。“笨头笨脑病”是这种人的通病。在陶行知看来，当时的中国教育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得通：一条是教劳心者劳力，读书的人做工，改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腐学风；一条是教劳力者劳心，做工的人读书，使他们明白生活斗争中的道理，成为国家的主人翁。
陶行知认为，新教育应以培养“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并用”的新人为目的。他指出“劳力”与“劳心”分家则一切进步和发明都不可能，在“劳力上劳心”才是一切进步之母。他认为“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11]，即培养会用脑指挥手、用手开动脑的手脑健全的人。为此，他曾以一首《手脑相长歌》深入浅出地说明这个道理。“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12]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忠告，对脑力劳动者的警告，更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希望。充分体现了他的“全人教育”和“全员教育”的美好愿望。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陶行知配了两付“药”。一付叫“脑化手”，是专给劳心而不劳力的知识阶级吃的，以去他们的“软手软脚病”。就其具体方式来说，陶行知认为“脑化手”并不是要知识分子放弃他们本来的工作，跑到乡下同农人们一起干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要他们以自己的知识（假设这些知识是真知识而不是伪知识的话）向农工阶级揭示生产与建设的规律、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原因、反抗和独立的路途，以帮助而不是替代他们去生产、建设与革命。另一付叫“手化脑”，是专给无产阶级的工人和农民们吃的，以除去他们的“笨头笨脑病”。具体的策略就是采用教学做合一的法子普及教育，使他们个个读书，人人明理。陶行知认为，也只有这样，“农民和工人始能成为革命的农民和革命的工人。”[13]
简言之，陶行知对“劳力”与“劳心”这对范畴的阐述及对手脑联盟的倡导，其真正的主旨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的结合。这确实是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
三、做与学
“做”与“学”这对范畴是由“行”与“知”这对范畴演变过来的，并受“劳力”与“劳心”这对范畴的制约。它所要阐述的主要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两种方法、两条途径之间的关系。由于“学”是与“教”相对而言的，所以讨论学不能不涉及“教”。陶行知对这组范畴的论述就构成其教育哲学的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