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认为，由于“我们的条件做不到”，陶行知才把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的口号改为“社会即学校”。这个判断似令人费解，杜威是在狭义“教育”意义上论定“学校即社会”的，而陶行知则强调广义“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确可以认为“学校即社会”的实践在层次上高于“社会即学校”的实践，因为美国已有条件普及教育（狭义），而当时的中国尚达不到这种地步。这也算是徐特立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善解人意的说明，唯陶行知本人并不以为由于中国没有条件实行“学校即社会”的实践才改提“社会即学校”，正相反，他倒认定“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要先能做到‘生活即教育’，然后才能讲‘教育即生活’”[6]。其中虽包含徐特立所讲的意思，但有差别。陶行知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揭示杜威教育思想局限性的，他的认识确有比杜威教育思想深刻之处。
1990年发表的拙作中，曾把徐特立对陶行知认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对陶行知的评价步步升级。这个看法须略加修正。事实是，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曾开展过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1954年徐特立在阅读潘开沛所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一书时，写过两条眉批：（1）潘开沛提到陶行知的一个观点：“生活教育是下层建筑。”徐特立在“下层建筑”一词下打了问号，并加了眉批：“生活极抽象，下层基础只能指生产。”[7]（2）潘开沛还提到陶行知所谓“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徐特立所加的眉批是：“真理只能是与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生活[中]产生，只是劳动和革命的产物；一切消极的生活决不能产生真理，只会对真理歪曲。”[8]这里指出的问题同前一问题类似。陶行知提到的“生活”，系指具体的生活，所论“真理”也属具体的生活真理。他忽视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实践活动，忽视根本的真理，他模糊了基本社会实践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区别，他的论调也就可能导致根本性质的真理的歪曲，但真理是分层次的，从日常生活中可获得琐碎的真理，也无须否认。
不过，值得注意的，与其说是徐特立对陶行知的微词，毋宁说倒是他当时并未随声附和，一味跟着指挥棒去讨伐陶行知。自那时起，他对陶行知问题一直保持沉默，几乎是绝对的沉默，因为他一向不赞成把马列主义当作偶像批评人家（例如陶行知）。
徐特立之所以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发生那么大的兴趣，对其评价那么高，客观上由于他们有“不谋而合”之处。徐特立有总结自身教育经验的意向，又意识到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功底比自己深厚。在教育思想上，他同陶行知的差别，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悬殊以外，主要是他们实践活动的不同条件造成的。陶行知面对的旧教育是“小众教育”，且无法在那种“小众教育”基础上加以改良而使其成为“大众教育”，而根据地却有可能把学校教育从“小众教育”改造成“大众教育”。故徐特立既注重广义教育，也正视学校教育的价值。陶行知晚年也很向往解放区，认为解放区有条件可以造就一些真正的人才，今天解放区内，我们有的是工作条件，并且现在的工作已超过我们（指生活教育社）过去的经验了。如果他活动于解放区的条件下，也不致那样贬低学校教育；若生活在新中国，他的教育思想更会发生变化。因此，如今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应像徐特立那样，善解人意，讲求分寸，运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更要学习徐特立，从实际需要与条件出发。
[1] 原载《教育评论》，1993年第1期。
[2] 徐特立：《教育讲座》，载《徐特立文集》，长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8页。
[3] 徐特立：《有关科学化、民族化等问题的谈话》，载《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0页。
[4] 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载《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7页。
[5] 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30日。
[6]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陶行知全集》第2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181页。
[7] 北京理工大学编：《徐特立读书眉批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8] 北京理工大学编：《徐特立读书眉批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