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陶行知把教育建立在生活基础上，把教与学统一于做，是唯物主义者。
3.陶行知打破许多关碍，解决许多矛盾，都是针对中国现实社会和解决教育问题，他是“中国革命的教育家”。他的学术是服从革命而成为革命的学术。
4.陶行知从杜威那里吸收了教育与生活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的现实主义。杜威没有跳出狭小的教育圈子与学校圈子，而陶行知却是一个革命家。他的革命不停止在教育圈子里和学校圈子里。“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
5.根据地的教育“早就和陶行知不谋而合”，“近来各解放区的教育，不独实现陶行知的理想，而且有更多的发展”。
徐特立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生活教育运动中有许多创造对中国有普遍意义，充分肯定其实际精神与革命精神，肯定陶行知是反主观主义的模范，但仍把他们的一套纳入杜威体系。当时的看法是：“陶行知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布尔什维克，是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陶行知的先生是杜威，我们的先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杜威以下产生了陶行知。杜威给陶行知以小本钱，陶行知竟成了一个“富商大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许多财富，我们还不能很好地使用，还产生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尤其是把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变成《新旧约》、《古兰经》 及“南无阿弥陀佛”。可见，当时是在抽象意义上肯定陶行知的反主观主义精神，即只是肯定他没有教条主义地学习杜威。他还谈道，如果只在书本上去找教育，我们也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读，因为只是原理必不够，当有具体的实际例子作对象，才不会脱离生活。要求以陶行知创造性地学习杜威为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件事似表明徐特立并不是无保留地赞成陶行知的思想体系。在徐特立主持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中曾就该院教育方针问题展开争论。争论双方都在《解放日报》 和院内墙报上发表文章，表述各自的观点。1942年10月30日，徐特立在总结报告中提到：“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具有能够独立工作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至于有些同志提出的要‘博’要‘专’，不是学校单独能解决的，还必须到社会上去钻研，到实际工作中去长期锻炼。必须经过学校和社会两个阶段，才能完成博与专。那种‘学校即社会’把两阶段混为一阶段的杜威主义是有偏向的，不对的；相反的，‘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即否定学校教育的意义，想单纯用带徒弟的办法，也是一种偏向”。可见他并不完全赞成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的提法。解放战争时期，徐特立则明确肯定陶行知是“唯物主义者”，甚至是“辩证唯物论”者，肯定他跳出了杜威所未跳出的圈子，肯定他几乎与解放区教育改革实践“全部一致”，对陶行知的评价大为升级。
陶行知是一位公认的人民教育家，过去对他有过不公正的评价。拨乱反正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至今对他的评价或多或少仍有争议。徐特立的评价只属一家之言。他在不同时期对陶行知的不同评价中，究竟哪一评价更接近正确，只有在有关陶行知研究深入以后才能明确。尽管如此，徐特立的陶行知研究对我们仍有不少启发：
1.陶行知和他主持的生活教育社主要活动于民国政府统治区，人们自然主要根据他们在民国政府统治区的实践估量其成就；徐特立在革命根据地实践中从不自觉（“不谋而合”）到自觉地发现了生活教育运动的新天地，可使人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估量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价值。
2.不管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尤其是其哲学背景的评价是否恰如其分，他主要从根据地的需要与实际出发考察陶行知学说的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值得称道。
3.说根据地教育改革同陶行知的主张“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只就二者的共同之点而论，才合乎实际。不管陶行知在多大程度上跳出杜威的窠臼，也不管他后来怎样接近共产党，他对根据地教育建设的影响毕竟有限。自从开辟苏区以来，根据地教育一直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根据地教育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所以，徐特立断定各解放区的教育比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有“更多的发展”，表明解放区的教育实践高于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实践。这个判断并不为过。
[1] 原载《教育评论》，199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