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对根据地教育建设有重要影响。他对陶行知认识演变的过程，他考察陶行知生活教育实践经验的出发点，颇值得探讨。
徐特立在抗战初期、抗战中期以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对陶行知的评价不完全一致。总的说来，对陶行知的肯定逐步升级。抗战初期，他赞成采用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不赞成其思想体系。 1940年还公开批评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他指出：三四年前的《生活教育》上陶行知先生曾有一篇论说这样说：“行动产生真理，但只有真理的行动才能产生真理”。指出“这里，他与旧唯物论鄙视污贱者的行为是一致的”。在徐特立看来，一定要从真理产生的行为才能从行为产生真理，那么“实际上仍然是真理产生真理，哲学产生哲学，只不过中间有行为做媒介罢了”；而且只有真理的行为，没有错误的行为，就只剩下行为中的一小部分，且人类历史的行为是从错误到正确，否定了错误的行为，就不是整个历史的人类行为，将野蛮社会及蒙昧社会给我们认识自然的遗产全部都否定了。他认为当陶行知还是杜威门徒的时候，他自命为知行，当他离开了杜威体系的时候，改名为行知。“他从行为上加上真理二字，是杜威体系作怪。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杜威的范畴作怪”。
在中华民族寇深祸亟之际，陶行知跻身民国政府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前列，影响甚大。宣称：“应唤起民众，联合起来，百折不回地去保卫中华民族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他的行动比其宣言更有力量。陶行知与时俱进，人们对其观感也随之变化。
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主观主义学风成为众矢之的，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实际的教育备受指摘。徐特立在整风精神启发下，先后发表《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再论我们怎样学习》等文章，在生活教育社成立十五周年之际，还同范文澜以延安新教育学会正副理事长身份致函祝贺。这时，他对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的评价有明显变化。
在此以前，徐特立只肯定生活教育的方法（“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等），而否定其教育哲学；整风运动开始后，对生活教育运动的现实意义有更深切的认识，断定生活教育是“对中国的病症下药”，不仅在全国范围如此，在根据地也有现实意义。他指出：中国不独国民党的复古教育离开生活太远，而我们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及其理论与原则既非从综合实际的经验得来，教育的目的也只是为教育而教育、为学习而学习，没有针对着我们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与我们生活无关、工作无关。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成了无目的的学习，无计划的学习。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基于这种估计，徐特立充分肯定生活教育运动的“实际精神”与“革命精神”，称赞陶行知是“极端反主观主义的模范”。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溘然长逝。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周恩来同进步人士一样，深表哀痛。当日即致函中共中央，提道：十年来，陶行知一直跟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位“毫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相信陶行知如临终能言，必继邹韬奋之后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建议中共中央对进步朋友“多加关照”。毛泽东在追悼陶行知时，称其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此后，徐特立撰写《陶行知的学说》、《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 ，开始尝试系统分析陶行知教育思想。他针对当时有些人把陶行知视为“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家”、有些人则因陶行知曾师承杜威而抱有“成见”，着重分析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实质及其根源，以及生活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积极意义，提出以下见解：
1.“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在一系列关系上打破二元论，把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哲学一元论基础上统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