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大举犯华、侵占大半个中国领土之际，我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就是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为了实现这一根本任务，陶行知除了发动“抗战教育”、“国难教育”，组织教育界、文化界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之外，在文学作品的评价上，还坚持为抗日救国服务的标准。1931年和1943年，陶行知先后写了题为《托尔斯泰与穆罕默德的信徒》和《把学习的门打开》的两篇文章，对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作品进行了评介。一方面赞扬他在《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著名长篇小说中，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农奴制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抨击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朽、奸险的丑态，观察、描写人物细致、生动、深刻，表现出“博学”多才、技法多变的品格，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感染力；另一方面，又批评他宣扬皈依宗教、对恶势力不抵抗的妥协思想。陶行知批评我国“有些武官”对日寇侵占东三省“竟采取无抵抗主义，做了托尔斯泰的信徒”。他号召国人和武官在国难当头之际，不要做列夫·托尔斯泰不抵抗的信徒，而要学习“史可法死守扬州”、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学习“傅作义以数千人死守涿州”，击败奉军数万人，成为“革命军人之表率”、“全国国民之模范”的英勇善战精神行为，万众一心，浴血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又如对待文化名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博士，陶行知一方面肯定他在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又写诗文讽刺他“捉着五个小鬼（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放走一个大妖精（帝国主义侵略者）”[12]，揭露他跟着蒋介石呐喊“攘外必先安内”的真反共假抗日的投降妥协政策，批评他的不抵抗政策，无异于阔气地给日本侵略者“送大礼”，拱手把东三省、华北大好江山送给日本鬼子。陶行知写作“九一八四周年纪念”的诗云：“九一八！九一八！博士送礼送得阔，不妨退到‘堪察加’。”[13]这就辛辣地讽刺了这位文化班头博士的投降妥协、断送祖国大好河山的丑恶嘴脸，反映了陶先生的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文学作品、文化名人的爱国评价标准。
取舍标准之二：观其作品是否内容丰富，符合大众要求。
陶行知认为，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都是贴近人民大众，内容丰富充实，为大众所喜爱的。而胡适的诗则正好完全相反，他的诗作内容苍白，脱离人民大众。1935年初，胡适在《立报》上发表小诗《桂游小赞》，其诗云：“看尽柳州山，看尽桂林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受千百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陶行知写诗作文批判此诗“内容空虚”，“害了贫血症”，指出“它是一幅天空行乐图，也可以说这是一幅现代仙逍遥图。它是有闲华人自摄的安乐小照。”[14]讲明工农流尽汗，滴尽泪，“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而让胡适这帮富贵闲人，乘飞机“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这就揭露、批判了胡适的立场、思想感情、诗歌作品都是站在大众对立面，同工农大众格格不入的，从而否定了胡适所谓“新诗路线”，指出其荒谬与错误之处。陶先生认为，新诗路线应该是“人民能接受，听得进耳，背得上口”，内容和形式都为大众所接受的。换言之，陶行知大力提倡大众文化、大众文艺，倡导大众歌曲、大众戏剧，使文化艺术成为大众幸福的工具。这是与胡适文艺路线根本对立的。
取舍标准之三：看它是否有中华民族的特色，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教育艺术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