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各国帝国主义在加紧对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侵略和渗透。学校里和文化界出现的盲目模仿和抄袭外国的不良现象，正是这种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在沿海城市的学校、幼稚园里，照搬照套外国东西，盲目追求西化，成了一种十分普通的时髦倾向。陶行知揭露旧中国幼稚园害了一种“外国病”。他指出：“试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吃的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4]还说：“现在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以前的教育，都是像拉东洋车一样。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亦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5]陶行知揭露这种文教部门的“外国病”、“拉东洋车”病是多么的中肯、深刻，造成的巨大危害又是多么严重啊！的确，它“害国害民”，坑害青少年，“是万万做不得的”。陶先生写诗讽刺这些贩卖“洋八股”的教师“拉车夫”。其“拉车的教员”、“拉车”诗云：“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先生拉洋车，满身汗如雨。拉他一辈子，马路知他苦。”“学生坐洋车，风凉而舒服。坐他一辈子，还是不知路。”[6]陶行知这三篇诗歌，无情地讽嘲了某些教员盲目照搬外国文化教育、乐拉“东洋车”、贩卖“洋八股”的丑态，鞭挞了崇洋媚外、认为“外国月亮要比中国圆”、“没有抽水的洋马桶是几乎拉不出屎”的文化病态心理。
陶行知不仅在精神文化上反对盲目照搬外国货物、拉贩“洋八股”的思想，而且在制度文化上反对“仪型他国”、抄袭别国的行为。他批评那些“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的“新人物”的抄袭行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这次学制草案，颇有独到之处，但是不适国情之抄袭，是否完全没有？请大学注意。诸先进国，办学久的，几百年；短的，亦数十年。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参考的，都是不少，而不能采取得益的，亦复很多。当今改革之时，我们对于国外学制的经验，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以舍己从人，轻于吸收。”又指出：“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就除掉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7]这两段文字，是陶先生对中外学制文化的最完整、最全面的表述，包含有三个基本观点：
1.中国学制机械地照搬泰西、日本、德国、美国的，都属于“不适国情之抄袭”，“都非健全的趋向”。
2.对于外国学制的态度，“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以舍己从人，轻于吸收”。
3.对中外学制吸取或扬弃的唯一标准是能否“三适合”——“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如果“三适合”，就“采取他”，“保存他”；三不适合，就“回避他”，“除掉他”。
可见，陶行知采取分析、过滤的方法，审视中外文化，体现了实事求是、辩证统一的思想，是一种冷静的、理智的态度，反映了开放的进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