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或生活即教育，实际上也是共产主义教育一个必需的范畴。加里宁也强调过生活的学校[3]。马卡连柯也有生活教育和社会即学校的看法[4]，他说：“人是被整个社会教育着。”社会中的一切事件，它的工作，前进运动，它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强大而复杂的教育因素。马卡连柯的工社和陶先生的工学团乃是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不同形式、但同一性质的生活教育实施。陶先生所谓生活和杜威的所谓生活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指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生活。陶先生所谓“生活与生活的摩擦”应当理解为矛盾的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另一说法。陶先生的教育目的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提得不够全面，没有明确提出全面发展四字，可是他经常提到整个人生、整个寿命的看法，如果过细综合地来看，它是包括了全面发展的内容的。因为他的教育目的，已如马卡连柯所说“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来规定的”。陶先生在智育方面主张即知即传人的活知识，“培养普遍运用识字能力和运用科学能力”。在体育方面提出了健康教育的全面看法，要求培养自卫能力。在德育方面要培养运用政治能力，“冲破自私自利所造成的铁门”，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平等，培养团结御侮所必要的一切品质，特别是强调爱国主义的教育。在美育方面他提出了艺术的教育。他还要求培养生产能力再加上运用科学能力，也就是基本生产技术教育了。本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不是在打破一切学校教育，而是要完成一定时代的革命使命——打破旧式的反动的学校，在当时确实是进步的。如果从发展来看问题，如果陶先生活到今日，他必定强调系统的学校教育，因为他是知“变”的，不能说他不懂辩证法。
陶先生的“教学做”基本上（不是本质的不同）是符合列宁的反映论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的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是共产主义教学过程的基础。因之“教学做”正是我国目前教条主义教学的药石。吹毛求疵的人们似乎未深入体会陶先生的“新发现”——贯穿全部过程的六个环节。这和杜威的思维五步骤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在于对“行动”和“断语”二名词的理解。陶先生的行动包括有社会的革命的实践、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内。有人片面地从他举的烧了手的例子，来非难他，而忘记了他的在社会中“碰钉子”的例子。陶先生首先批判了实用主义的设计教学法——开始就只是引起动机的主观唯心论的看法。陶先生的做，基本上和毛主席对实践的估值是一样的。 因此他强调做时并没有像杜威一样否定系统的科学知识，可以从“断语”的解释来看出。陶先生曾对批评他是爬行的经验主义者的人有答复：
他弄错了……这里所谓做是指必须求得感性知识的基础或旧经验或旧知识的基础，才能吸收他人或消化他人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5]
总之，无论在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方面，陶先生的思想和实践都对我们建设新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有宝贵的贡献。最突出的贡献是教我们要创造性地、独立地思考教育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在如何发扬光大这一宝贵遗产，而不是吹毛求疵。当然陶先生是有些缺点的，但作者的肤浅认识，以为还不是根本方向上的错误或一贯执迷不悟的错误。例如早在1931年他就提出了生育节制的主张（在当时是否正确还是问题）[6]，采用智力测验等。当然作为学术的研究我们应当批判它，例如尽管苏联批判了乌申斯基的唯心主义的社会观点，但仍然称他为一个最伟大的俄罗斯教育家，予以很大尊敬。苏维埃教育学中仍经常引用乌申斯基的正确言论。我们对待陶先生的态度也应当是这样的。尤其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那“万世师表”的品质。
[1] 原载上海《文汇报》，1956年10月16日。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3] 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年版，第88页。
[4] 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年版，第107页。
[5] 戴白韬：《陶行知先生》，第83页。
[6]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陶行知先生当时提出的生育节制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