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一反“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理学信条，给正常的“人欲”正名、正位，提出“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则之下，人欲是有地位的。我们不主张以天理来压迫人欲的”，“我们这里主张生活即教育，就是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4]陶行知强调生活教育要满足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人欲”、“情欲”的需求，不仅符合人的生理心理规律，而且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原理。马克思在《工资》一文中指出：“一般说来，教育取决于生活条件。”陶行知强调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水仙花看的理想社会”[5]。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陶先生提出普及教育要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和师资条件，强调办学要具备校舍、设备、资金、教师等，并为创造这些条件而做不懈的努力，反对离开一定物质生活条件而空谈发展教育。所有这些，都充满着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陶行知不仅肯定了教育对物质生活和经济条件的依赖性，而且强调了教育对物质环境和社会经济政治的能动作用。他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的工具，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6]，“教育是立国的根本”，提出要以农村师范学校、中心学校为中心，去改造农村社会和农业社会，使之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使中国成为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世界。为达此目的，陶行知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造一百万所学校，创造一百万个乡村”[7] ，“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新生命”。他强调指出，“活的乡村教育”要实现改造社会环境的逐年目标：“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8]。他倡导普及教育、乡村教育、大众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科学教育、民主教育，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重庆社会大学、育才学校，开展“师范教育下乡运动” 、“幼稚园下乡下厂运动”、“科学下嫁运动”，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推出教育改革措施，不断运用文化教育的力量，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变环境，这充分揭示了教育文化对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陶行知运用教育文化手段来“改变世界”、改变社会环境的理论和实践，正好反映了他对于教育与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既承认物质和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又强调了教育对物质经济的反作用即能动作用；既主张物质第一性，反对唯心论，又坚持辩证唯物论，抛弃了机械唯物论。陶行知这些观点同马克思所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可见，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正是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的。
教育改革思想中的辩证法范畴
陶行知教育教学思想中，辩证法因素和辩证观点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有其独特的范畴形式。现就陶行知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特定的辩证法范畴，做进一步分析，看一看他是如何运用辩证法观点去处理诸多矛盾的。
（一）“动”与“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