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两地的学者在研究陶行知的主观条件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无论是就其研究队伍，还是就其研究成果来说，均不及日本和欧美学者，这里面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都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当然，平心而论，几十年来陶行知研究在港台地区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去世后，香港地区报刊曾刊登他的一些留港学生写的回忆文章，这些回忆性文字只是提供了研究素材，还不是真正的学术探讨。1966年以后，阮雁鸣、卢玮銮等人的研究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轨道。近十年来，周佳荣、何荣汉、甘颖轩、区显锋、文兆坚等学者的研究文章角度新，成果多，标志着香港地区的陶行知研究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阶段，与内地的陶行知研究开始相互推动，相互影响。与香港地区相比较，台湾地区学者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显然要重视得多。1969年，陈启天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一书中对陶行知思想部分的介绍，打开了“纯学术性”研究陶行知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程本海、郑世兴、周邦道、吴鼎、吴俊升、简溎勤、周永珍、曹常仁等学者的研究逐渐将台湾地区的陶行知研究推向专题、走向深入。由此可见，港台地区的陶行知研究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长。随着香港地区与内地关系的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渐改善，港台地区与中国内地文教界的交往日益增多，港台地区陶行知研究的特色和优长必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成为陶行知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纵观海外和港台地区的陶行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情况是很不平衡的。有的早已开展，有的刚刚起步，有的尚未着手；即使是在那些已有开展的国家和地区，进展有快有慢，不尽一致。但总的趋势是，研究陶行知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研究队伍越来越大，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这表明陶行知研究正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第二，研究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对象主体，移向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移向主体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与近年来国际学术思潮的走向是大体一致的；第三，研究的问题更为具体深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一般性的介绍，而是试图从理论的高度来加以阐发；第四，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不仅采用常见的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还运用了系统方法、结构方法、传播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等新方法，力求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所有这些都对国内的陶行知研究富有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当然，对于海外陶行知研究者的各种学术观点，我们也应善加甄别，不必盲目赞同。
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由我任总主编，负责撰写总序、拟定框架、选定篇目、审定各卷内容以及修改定稿，各卷编者都是我曾经指导过的博士，现在国内各大高校任教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也是教育史学界的后起之秀与希望所在。各卷分工分别是：第一卷，刘来兵（华中师范大学）；第二、三卷，鲍成中（华中师范大学）；第四、五卷，刘大伟（南京晓庄学院）；第六卷，宋俊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第七卷，于洋（湖北大学）；第八卷，于洋（湖北大学）、王莹（华中师范大学）。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汲取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原作者和译者付出的辛劳，在此一并致谢。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各地陶行知研究会为丛书编辑提供了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助。杨耕副校长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陈红艳、郭兴举等老师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时间、精力及学识方面的原因，本书还存在不少缺点，诚恳各位专家、同仁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修改和完善。
2015年7月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序言作者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国陶行知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