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陶行知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的日本。日本的革新派长期学习引用德国、美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保守派则固守日本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教育一直浸透着杜威的教育理论，却没有实现欧美教育理论的日本化。在这种情况下，先驱者们将注意力转而投向邻邦中国的教育动向，发现陶行知在中国已经将杜威的教育理论结合本土加以改造，适用于解决中国本土的教育问题，由此他们着力以研究陶行知的思想和教育改造作为教育革新的借鉴。日本学者对于陶行知的研究始终与日本国内的教育变革相联系，早期对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有着工具性的特征，关注的是有效性研究，更多的是以引介的形式，从价值论的角度和功用方面汲取营养，主要代表人物有牧泽伊平、户冢廉、村田孜郎、国分一太郎、海后宗臣等。从总体上看，虽然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对于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了不少介绍和宣传，但这些文字大多属于一般性的叙述，尚未出现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离真正的学术研究相距甚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准备期。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如果没有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界、新闻界乃至出版界许多有识之士的积极介绍和宣传，为后来的研究工作铺平了道路，那么，战后日本陶行知研究的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战后日本对陶行知研究更加重视，斋藤秋男开创了陶行知研究的基本框架：以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为研究中心，以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课题为主攻方向，以“民族土壤的回归”为核心命题，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把他的思想发展作为“跟老师杜威的学说、理论的格斗过程”来把握，认为在陶行知的思想里，对杜威理论的接受与克服不是毫无媒介地直接相连起来，而是以“民族土壤”这种中国行知的东西为媒介相连起来。可以看出，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思路新颖，见解独到，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与战后那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情形相比，显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研究者脱颖而出，牧野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有活跃在日本学术界的中野光、世良正浩、长谷川和华人学者张国生、李燕等人，他们在陶行知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在东亚除了日本之外，韩国的学者在陶行知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韩国的陶行知研究最早开始于1975年，李炳柱首次在韩国发表了《陶行知博士与中共的教育理念》一文，这是中韩关系正常化之前韩国人研究陶行知的第一篇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也进入了陶行知研究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者是金贵声，他先后对陶行知的“儿童教育”“劳作教育”、知行观以及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来源与时代背景进行了专门研究。金玟志、李庚子等也分别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和韩国陶行知研究现状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总之，目前在日、韩的陶行知研究界，无论是老一代的学者，还是年轻学者，大家都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共同为开拓陶行知研究的新局面、建立民族的新教育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