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要抉择关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陶行知自觉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态度鲜明地提出：“毛泽东先生写的《 新民主主义论》 …… 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17] 1945年8 月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陶行知以民主人士身份到机场欢迎。重庆谈判结束，毛泽东于10 月11 日离渝飞返延安，陶行知这时已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党委，他代表盟中央到机场送行，表示了对中共的无限信任和坚决拥护。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他主持创办《民主》星期刊，主编《 民主教育》 ，通过这些刊物与重庆《 新华日报》，他针对国民党要人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与诗歌，在国统区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阶段，陶行知的思想更加成熟，他一方面，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成为人民的喉舌，公开反对国民党中背信弃义、阴谋发动内战的势力；另一方面，他谨慎从事，对斗争中的复杂问题，及时地请示中共中央在渝的代表，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每一次会面，都使陶行知心情舒畅。正如他自己说的“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18] 因而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总是乐呵呵地，对中国革命保持乐观的态度。随着斗争深入，形势日益严峻，陶行知参加民主运动，支持学运，成了反动派迫害的主要对象，他的行动受到监视，经常有“尾巴”跟踪，每次外出参加群众集会，他都做了牺牲准备，以致两次给爱人写下遗书。随着民主运动重心的东移，1946 年4 月10 日，陶行知同夫人吴树琴离开重庆飞往南京不久转到上海，不遗余力地与京沪进步人士一起策动东南地区的民主运动，在他去世前的一百天中，做了一百多次讲演，他的演说生动有力，尖锐泼辣，深深地击中了反动派的要害。所以特务们对他恨之入骨。在7月11 日与15日杀害闻一多、李公朴后，还准备阴谋杀害陶行知。当郭沫若、翦伯赞等劝告他提防“无声手枪”时，他却爽朗地回答说：“我等着第三枪”[19]。视死如归，准备从容就义。
陶行知终因过度劳累与紧张于1946 年7 月25 日患脑溢血去世，年仅55 岁。他的一生践行了自己那句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老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看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革命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
[1]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4]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
[6] 戴伯韬：《陶行知生平及其学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49页。
[7] 《申报》1933年3月13日刊登的《缘起》。
[8]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9]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页。
[10]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1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87页。
[1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1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页。
[14]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15]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页。
[16]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 页。
[17]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67页。
[18]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9 页。
[19]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