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实际生活的教育。陶行知在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鼻子底下搞乡村教育、社会改革试验，组织联村自卫团，参与反帝爱国斗争，触犯了当局的禁忌，晓庄师范于1930 年4 月遭封闭，30 余师生被捕入狱，14位党与人民优秀儿女（晓庄师范学生）相继惨遭杀害。陶行知校长被扣上“勾结徒逆，图谋不轨”的罪名而遭通缉。实践证明，陶行知的想法太天真，他的做法行不通。他从血的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今后不能再静坐在书房里计划或理想什么，也不能再一点一滴的从一个村一个乡来做试验工作了。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来做这件工作，我们的基本队伍就是农民，中国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6] 这是实践促成的陶行知第一次大的思想转变。
陶行知思想革命化，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从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提高了觉悟。他早在“五四”时期就关注马克思主义，1919 年3 月《 新教育》 杂志一卷二期上发表的《 普鲁士教育的基本改革》 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在30年代初，他又系统地读了英文版《 资本论》 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这个时期，他一直战斗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上海。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也对他有直接影响，他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正当白色恐怖的“文化围剿”时期，陶行知列名发起于1933 年3月14 日在上海举行“马克思逝世50 周年纪念会”[7]，公然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第二天，1933年3月15日，他补写了有名的《 新锄头舞歌》[8]，形象地表达出工农联合闹革命的思想。
陶行知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因而日益靠拢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周围与他共事的共产党人身上受到了启发。从20 年代末创办晓庄师范到30 年代初创办山海工学团，先后在陶先生身边一直有一批青年共产主义者（多数已是共产党员，有的当时还未入党）在活动。那时，国民党的好多高官大员已开始堕落腐化，而这批年轻共产党人生气勃勃，大公无私，爱国忘身，勇于自我牺牲，给陶行知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他们好多是陶先生的学生又是助手，是陶行知创导的生活教育运动的追随者、忠诚骨干。这些青年人也有由于幼稚而给陶先生帮倒忙的，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陶先生的处境与衷肠，陶先生却理解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教育的未来。正如他在《 中国人》 的诗中说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9]，共产党人的崇高榜样，激励着陶行知坚定地走革命的路。
促成陶行知世界观转变的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他创导的生活教育理论与生活教育运动是适合国情的人民教育运动。从本质上说，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相符合的，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一致的。虽然开始他自然并不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别人当然更不理解。生活教育是涵盖整个生活的教育，是使生活不断前进、发展的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它植根于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人民大众教育学说、社会改革学说。正如陆定一同志在1946 年延安举行的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中指出的：“谁见过陶先生的，就被他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所感动。陶先生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