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说他没有受过杜威的影响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这种影响包括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说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杜威教育思想的翻版，更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既要看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教育思想的联系，更应看到二者的区别。“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与“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不只是文字位置的调换，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教育思想的表述。它们之间从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所处的历史地位、社会作用，都是根本不同的。对这个不同，还是陶行知自己最为清楚，他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把社会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他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9]说到底，杜威只是对旧教育的改良，到头来不过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小众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才是对旧教育的一个革命，使教育从“鸟笼”中解放出来，成为全社会、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大众教育”。上述两种片面认识都是错误的。有些同志出于好心，总想竭力避开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他们想陶行知这么伟大，怎能说是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家的影响呢！其实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世界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情多着哩！有的同志不研究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又有意无意地贬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认为生活教育就是从外国搬来资产阶级的东西。关于这点，陶行知自己也已说得十分清楚：“我的生活教育的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最重要！”[10]
陶行知不仅从外国进步教育学说中吸取养料，也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贯穿在生活教育理论中的一条红线：人民应是生活的主人，也应是教育的主人。这是与我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教学做合一”，也与我国古代“教学相长”的原则有一定的联系；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的教育、影响，又与我国古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以及“孟母三迁”的道理是相通的；而关于知识来源“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更是他直接从墨子的认识论“墨辩”中得来的[11]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12]，也是对王阳明唯心主义知行统一观的革命性改造。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认识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我国历史上直至先秦诸子的教育思想。生活教育理论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扬弃，而其哲学基础，就是我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郭沫若说：“二千年前的孔仲尼，二千年后的陶行知。”把他与孔子相提而论，实不仅仅是对陶老夫子的颂扬，也道出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
过去论者无论肯定或否定生活教育理论，多只着眼于与西方教育思想的关系，立足点就不够全面。陶行知不仅注意世界文明的发展，也重视祖国文化积累中的优秀成果的批判地继承。生活教育理论是东西方教育思想精华的合璧。然而仅说到此，仍然是不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产生，虽然洋有借鉴，古有参考，但它是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二十世纪崭新的教育学说。它形成的直接的、起决定性的原因却是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它是深深地植根在中华民族的现代生活之中，与现代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并随着人民的革命步伐一道前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