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地吸取西方进步的教育思想，是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认识来源之一。陶行知一向重视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方教育思想。当他于1914 年留学美国，先进伊利诺伊大学，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著名的实验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学生以后，更注意美国的教育思想。杜威是当时美国进步教育运动兴旺时期的代表人物。“进步教育”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哲学指导思想，重视科学与实验。这个学派形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可说是美国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生产、科学继续发展在教育思想上的一种反映。到了十九世纪末，进步教育成为一种运动，在美国及西欧相继流行，统治美国教育界几近半个世纪之久。杜威主张学校社会化，提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口号，这比起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教育”学派轻视实践，只以传授历史上的人文知识、道德信条为满足，当然有所进步，但在理论与实践上仍有不可克服的矛盾。陶行知在出国前就接受进化论思想，早在1914年就认为“共和者，人文进化必然之产物也”；“进化非人力所能御，即共和非人力所能避”。同时他又有教育救国的思想：“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3]。所以一下子就领会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成了他的信徒。1917 年，二十五岁的陶行知就是带着他老师的实验主义一套回国，希望用以实现自己“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4]的宏愿。但是，办了几年，毫无收获。因为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是把社会上的东西塞一点到学校里，在美国推行也无非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实验”，情况并不美妙，“有好多教育家想达到的目的达不到，想实现的不能实现”[5]，而杜威标榜的只要在学校里给儿童、青年足够的近代社会所需要的职业知识，就可以自由向前发展，也无非是想为资本主义企业多培养几个忠实奴仆。而把它硬套到中国则更不灵了，当时中国的学校很少，教育不发达，广大劳动人民都被排斥在校门之外，用杜威的一套，根本起不到普及教育、振兴社会的作用。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杜威的那一套是假的”，学校社会化不过“成了一句时髦的格言”[6]。他回顾那段日子，沉痛地说：“我从美国回来，用杜威的一套到处碰了壁，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7]所以他对杜威的学说进行了批判，把“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使“教育与整个社会和生活血脉相通”[8]。于此，我们可以看到陶行知是批判地吸收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某些积极因素的，简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注重科学及其实验方法；二是教育应与社会联系的思想。不过陶行知从杜威那里得到的，主要还是反面的启示。照杜威的办法做既然此路不通，这就使他深思与探索，正如他自己说的“摸黑路”，到了黑路的尽头，便豁然开朗了，找到了出路——生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