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歙社会由于农耕相当困苦负累，外出经商又风险多不可测，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种社区的人们大多养成了一种艰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这就是人们经常谑称的‘徽骆驼’精神。尤其外出某事经商，近则数十百里之程、数月半载不归，远则千里万里之遥、长年累月不返……更有甚者，或则年少离家，即成永别。由是徽歙人物养成了一种为了实现事业目的出门无复顾返的坚毅性格。这种一往无前勇于献身的事业精神，对陶行知的影响尤为重要。”[39]
笔者认为，陶行知“奋斗是成功（万物）之父”自我概念的形成，正是家乡人这种性格的反映和影响的结果。陶行知1923年春所写《游牛首山》诗中的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吾乡称绩溪人为绩溪牛，人以为侮辱，我以为是尊敬。因为牛是农家之友，没有牛，我们哪里来的饭吃。”[40]
陶行知进入广济医学堂不久，由于该校对于非基督教学生在课程学习等方面有歧视性的规定，他便愤然退学了。对此事，陶行知曾经写道：“（因崇一学堂停办）我只好怀着学医的念头冒险去了杭州。然而，由于进的那所学校对非基督教学生有明显歧视，甚至反映在学习课程等问题上，三天之后我就退学了。”[41]周洪宇先生对此的评价是：“这表现了一个中国青年的铮铮傲骨。”[42]对这种评价，专注于把陶行知说成是“基督徒教育家”的何荣汉先生颇有微辞，并引用了童富勇等著陶行知传记中的一段叙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43]。可惜的是，何荣汉所引用的那段“早年认识陶行知友人忆述”，根据笔者对两种原文的考察，只有“他俩只得过着将衣服当得三百文铜钱过一日的穷困日子”是来自早年认识陶行知的友人陈家康的忆述[44]。因此，何荣汉先生的微词，也就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了。
离开杭州后，陶行知投靠苏州的表兄张志暴（一说张志白）家，因生活困难，返回歙县，专攻了一年英语。1909年秋，巧遇办完事回到中国的唐进贤，经其介绍，考入南京美国美以美会办的汇文书院。1910年春，汇文书院与基督会和长老会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堂，陶行知直接升入金大。金大初创时，仅设文科及若干数理学程。文科分预科、本科两部。预科2年，本科3年。因陶在此前已有汇文的半年成绩，故预科只读了一年半，便于1911年升入本科。至1914年夏完成学业，他在金大生活和学习了五年。[45]
关于金大经历对陶行知的影响，章开沅、唐文权先生这样写道：“金陵大学是陶行知早年智悲双修、悟证光明的菩提树。自度自觉自证光明之后，便以度他觉他光明于他作为己任。”[46]这说明，经过金大的锤炼，陶行知的自我概念已经基本形成，此后的陶行知就将以这样的形象展示于社会并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去。（这段论述也颇为有意思地借用了很多佛学术语，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已经意识到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与佛教的影响有某些关系呢？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吧。）
金大学习期间，严复的《天演论》使陶行知看到了“盖以生乎今之世，列强既具有进取之特性，其学术工商复高出吾人之上，以强佐强，进步一日千里。吾人欲与并驾齐驱，其进取当有列强什百倍之猛勇。即欲在世界求一生存，犹当夙兴夜寐，不容稍事蹉跎。”[47]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和天赋人权说以及孙中山所宣称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让他认识到走向共和是挽救中国社会唯一之正途，而“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共和之精神在是，共和之根本在是。”[48]这些可以说是金陵大学对陶行知社会认知和社会态度的巨大影响。那么，金大的经历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在金大，有三种思想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