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一学堂学制三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德行、修身、经学、国文、英文、中西历史、算学、代数、格致、地理、音乐、体育等，分别有五位教师担任，唐进贤则一人担任除德行、体操等之外的七门西学课程。1908年，崇一学堂因“当时唯一教授西学的教师”唐进贤回国探亲“而停办”[35]，陶行知实际只在此学习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在这短短的两年内，陶行知发愤攻读，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中学上也得到很大长进。对此，周洪宇认为：“尽管在此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化还极为有限……但无论如何，他毕竟给幼小的陶行知打开了一扇眺望新世界的窗口。从这扇窗口，他看到了发达的西方，看到了四书五经、子曰诗云所无法告诉他的新天地。”[3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同时，这段学习历程为他今后考入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南京汇文书院，又升入由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合并而成的金陵大学堂，1913年“皈依基督教”以致1914年得以留学美国，打下了社会现实基础。
崇一学堂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在此学习期间陶行知并未加入基督教。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如果说《陶行知年谱》的作者在记述这一现象时，有符合“某种以中国本位意识与基督教对立的陈述倾向”的话[37]，那么如何解释在崇一学堂两年间，陶行知却没有认真思考是否接受或拒绝基督教，而是到1908至1909年才开始认真思考基督教信仰问题，且一直到1912年年底才决定信奉基督教的呢[38]？
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由于贫穷，无力在旧教育上继续学习的陶行知，好不容易才有了进入崇一学堂继续学习的机会，并且又被先进而新鲜的西学所吸引，或许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所谓信仰问题。第二，在当时陶行知心理上，或许所谓基督教信仰与他所接受的儒家经典思想和佛教精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不管基于哪种解释，陶行知当时没有认真思考是否接受或拒绝基督教的事实说明，崇一学堂的课程内容给予陶行知的，更多的是西学知识的影响，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影响不大。但这并不是说崇一学堂的经历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没有影响，相反，崇一学堂的几位教师，特别是校长唐进贤和华人牧师、传教翻译章觉甫热心教育、治病救人的行为，不仅强化了陶行知心理上“有教无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师形象，并一度促使陶行知产生了立志从医的思想。如果不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或许我们今天讨论的就不是教育家的陶行知，而是医学家的陶行知了。
如前所述，1908年因唐进贤回国探亲，陶行知不得不提前从崇一学堂毕业。或许是受到章觉甫的影响，也抑或由于姐姐被庸医误诊而夭亡，从崇一学堂毕业后，陶行知孤身一人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乡，赴杭州学医，考入同为教会学校的杭州广济医学堂。前述陶行知怀念父亲的那首诗，描写的就是父亲送他去杭州求学时的动人一幕。
关于徽州的社会文化背景对陶行知的影响，章开沅、唐文权先生撰写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和余子侠先生撰写的《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对此都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笔者不欲再做冗长的引述。笔者认为，无论是以朱熹为核心和代表的新安理学，还是以江永、戴震为主要代表的徽州朴学，它们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与陶行知早年所接受的“较为扎实的儒学基础”的影响，没有太大的差别。倒是被外地人常常谑称的“徽骆驼”或“绩溪牛”的徽州人的性格，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可能更有独特性。对此，《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一书中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