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不管陶行知曾否寄入过佛门，“和尚”的乳名却是一个事实，加之如果他小时候的确经常被村里人称为“小和尚”的话，从社会心理学角色理论分析，这种角色期望，不可避免的会影响陶行知的角色采择，至少也会影响陶行知对知识学习的选择和倾向。在陶行知的自我概念中，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释迦“超度众生”等自我概念，无一不表现出极强的佛教色彩。而被世人所赞誉的“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精神，也不无佛教思想的痕迹。
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语言表述的方式和习惯，与他已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来”、“去”的表述方式，如果不“仅是”，也是佛教常用的表述方式。《金刚经》中对佛的一句核心的描述就是：“如来者，无从所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金刚经·第二十九品》）如果说这种解释仍显得牵强附会的话，从陶行知所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教材第七十五课《佛》一节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陶行知接受了哪些佛教思想的影响。
他不贪世上的富贵安乐，丢了太子不做，一心一意想要普度众生。他的教训，就是慈悲两个字。他情愿自己到地狱里去代替世人受苦，所以许多人被他感化了。[28]
由此可以看出，佛教中“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甘愿“代替世人受苦”等思想和精神，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或许也是他接纳基督教的某些思想，并成为他自己概念中“基督徒”的认知前提。因此，笔者认为，把具有“传教精神”的陶行知仅仅说成是“基督徒教育家”，是不十分妥当的。由此我们是否还可以猜测，陶行知生前不写自传和回忆录，以致对自己的生年“似乎不甚在意”的现象，是不是与他接受的某些佛教思想有关。
陶行知的姐姐究竟夭亡于哪一年？姐姐的夭亡对陶行知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说法不一。据童富勇等所撰陶行知传记的记载，陶宝珠夭亡当在陶行知5岁甚至更早以前[29]，死因则是为庸医所误。如果仅是这样，其影响不外乎父母加倍了对陶行知和他妹妹的呵护和关爱，促使陶行知曾一度以“医药救国”为志向。但如果据陶城的回忆，姐姐的夭亡对陶行知的影响就要复杂得多了。
陶城在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我小的时候，祖母曹翠仂女士曾痛哭流涕地对我说：‘你的姑母陶宝珠，由于我家贫困，不得已被送往别家当童养媳。她在婆家甚苦，有一天她回家说她很想吃一碗蛋炒饭，但未吃到就赶紧回到婆家。她十分可怜，不久就去世了。现在想起来十分内疚。’当时家中困难，为了保证爸爸上学，祖母才不得已把自己的亲骨肉宝珠姑母送到别家当童养媳，这是宝珠姑母为了保证爸爸能成才，能为人民多做贡献而做出的巨大牺牲。”[30]如果这段回忆无误的话，其一，说明陶宝珠夭亡当在陶行知上学的年龄，至少也在6岁左足。那么，陶行知“和尚”的乳名可能与宝珠的夭亡没有关系。如果“和尚”的乳名的确是在这一时期取的，那么陶行知曾寄入佛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佛学对他的影响也会更深。其二，说明陶宝珠的夭亡多少和为了保证陶行知读书成才有一定的关系。从积极方面看，这表明陶位朝夫妇对陶行知成才期望的强烈程度，从而使这种期望成为陶行知立志成才角色采择的强大内在动力。从消极方面讲，这一事件也会使陶行知产生某种程度的负疚感，从而变为他立志成才的另一种内在动力。从他以后对母亲和妹妹陶文渼的态度和行为表现看，笔者认为，上述推论，大体是可以成立的。这对陶行知“奋斗不息”、“勇于奉献”等自我概念的形成，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