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父位朝公的经历，已有研究说法不同，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基本史实。陶位朝青少年时陶氏家族生活尚富裕，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且古文功底不浅；曾经营过酱园，作过教员，掌管过田赋契约；因经营不善，酱园破产，兄弟分家，家境渐入清贫；与曹翠仂女士结婚，爱女宝珠（陶行知的姐姐）因病为医误诊而夭亡；曾染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入教堂信奉洋教……这些史实证明，陶行知出生后，生活较为贫困，家境已经衰落，已无力供养他上学读书[18]。
陶行知的父亲为人诚笃，家境衰落后虽生活清苦，但仍乐于学，并对新鲜事物颇为敏感。陶行知出生后，在还没有长到启蒙读书的年龄时，父亲就利用休闲时间教他识字临帖，希望把他培养成为一颗“读书种子”[19]。父亲的榜样和期望，无疑对陶行知“学而不厌”、“思想青春，何可不变，愿师少年，站在前线”、勇于“创造”等自我概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父亲的角色期望对陶行知的影响，从他1931年所写的一首回忆父亲的诗中，可以略窥管豹。
我十七岁之春，独自一人，乘船赴杭学医，父亲躬自送到水篮桥下船。回想初别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今特追摄入诗。送别人竟不及见，思之泪落如雨。
古城岩下，
水篮桥边，
三竿白日，
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
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面上，
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
隐隐约约的把帆影儿都吞没了，
才慢慢的转身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
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二十年四月十日[20]
这可以说是一幅中国社会中下阶层父亲望子成龙的经典图画。23年后的陶行知仍能清晰地忆起父亲那伤心人无穷希望和悲壮的眼神，足见这种角色期望对他角色采择的影响。
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仂女士，系安徽绩溪县人，生于1866年，1933年11月26日因脑溢血病故于上海。陶母“是一位勤劳、善良、朴实、忠厚、爽朗，富有好学求真的劳动妇女”。[21]1904年，陶父因染上不良嗜好，体力渐衰，陶家生活越发困难。陶母曹翠仂也不得不走出家门，由下田帮耕到外出帮佣，进入当时一家内地会传教士开办的崇一学堂当杂工。“翠仂手脚勤快，不但操持家务，帮助丈夫种地，为人缝补做鞋，还接过祖传的剃头刀，为孩子和丈夫理发。”[22]陶母57岁时还发愤读书，跟自己6岁的孙子学习认字。为此，1934年陶行知还专门写过一首题为《慈母读书图》的诗来纪念母亲[23]。不仅如此，陶行知能有辉煌的成就，与母亲及妻子、妹妹的奉献，也有极大的关系，以致当陶母遗体入殓时，陶行知痛哭碎心地说：“母亲、文渼妹、纯宜妻，你们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24]可以说，母亲的身体力行，为陶行知“热心力行”、“友穷、迎难”、“平民”等自我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最为切近的榜样。
陶位朝夫妇共生育子女三人[25]。长女宝珠，因病为庸医所误而夭亡。陶行知是位朝公夫妇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家里唯一的男丁。陶行知还有一位小自己四岁的妹妹美珠，学名文渼。可能是由于长女的夭亡，为了使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好生好养，父母便给陶行知起了一个乳名，叫“和尚”。在一部陶行知的传记中，作者这样写道：
“父母担心行知这一宝贝孤丁也被厄运夺走，他们祈求上天保佑，给他寄入佛门，取名和尚。还由于行知从小由母亲剃的光头，村里人都叫他‘小和尚’”。[26]
不知有否史料可以证明陶行知是否进入过佛门，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忽略了佛教思想对这位“小和尚”的影响。何荣汉先生发现了这一问题，但由于他太专注于把陶行知定为“基督徒教育家”，对这种影响也未加深入探讨[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