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前愿意接受并记录下来的他人评价（即他观自我），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前文所述蒋梦麟对他的评价，即“有传教精神的教育家”；第二，1946年冯玉祥对他的评价，即“古今两大叫化子，乞讨兴学教赤子。利他无我超孔子，祝君高寿一百几”。这是冯玉祥给陶行知的祝寿诗，由于搞错了年龄（冯玉祥把55岁的陶行知说成了50岁），冯玉祥专程找到陶行知以致歉意。为此，陶行知专门写了一首诗答谢冯玉祥，“如果我是五十岁，祝您花甲才初度。但愿不知老将至，发愤忘食给人助。”[9]并把此事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陶晓光。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在心理上接受了冯玉祥对他“乞讨兴学，利他无我”的评价。因此可以说，“有传教精神的教育家”和“乞讨兴学，利他无我”，构成了陶行知的他观自我。正像笔者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一样，陶行知逝世后虽然有很多对他的评价和赞誉，由于没有进入陶行知的心理领域，不能把它们作为陶行知他观自我的内容。
（二）陶行知的成长历程与自我概念的形成
正如周洪宇先生所说：“不同于近代中国许多著名人物，陶行知生前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自传或回忆录之类的文字。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他早年的人生经历所知甚少。”[10]这就给笔者研究陶行知的成长历程与自我概念的形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值得庆幸是，笔者师从的几位先生都是陶研专家，他们在陶研中考证缜密，学养深厚，思路宽阔，文笔隽秀，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陶行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今属安徽黄山市）县城城郊的黄潭源村，原名文濬，后改名陶知行、陶行知，字世昌，乳名“和尚”（提醒读者对此特加留意。或许以往研究者忽略了这一乳名对陶行知具有“传教精神”的影响）。关于陶行知的生年，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应是1891年10月18日（夏历九月十六日）[11]；有人认为应是1892年11月5日[12]；也有人认为是1893年11月10日[13]；还有人认为1894年说也可成立，但在目前尚难确定之前，“我们还是倾向于信从亲属支持的1891年说，这也是按照多说从众的基本写作原则。”[14]这些观点各有证据，均不失为一家之言。笔者更为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陶行知对自己的生年“似乎不甚在意”的现象呢？或许这也是以往研究者所忽略之处。
据考证，陶行知祖籍浙江省绍兴县陶家堰。始祖明子公于1510年（明代正德五年）由浙江初迁至安徽“新安新桥”（或称“江南徽歙之西曰古溪”处，大概在今安徽休宁县东万安之西）。传至十一世祖舜廷公，才由第一次迁居地“古溪”再迁至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在村东隅建房居住。可能是效法东晋大文学家陶渊明弃官隐居之事，因“宅边有五柳树”，便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五柳堂”，“意在借陶潜气节以励后世、淳化家风”。入皖后的陶氏家族自始祖明子公起，至陶行知这一世止，已传十六世[15]。
陶行知的祖父允禄公，娶鲍氏、李氏。“鲍氏生三子，长曰德生，次曰后生，幼殇，三曰盛生，李氏生一子，名长生，继与允裕公”[16]。李氏所生之子长生，就是陶行知的父亲。陶父是长子，据陶城回忆：“慈祖父陶位朝，号槐卿，字笑山，于1867年生于安徽省歙县，1915年病殁于江苏省南京市。”[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