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和问题归因下，陶行知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84]。其一，发展教育。“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其二，便利交通。由于中国“国大民众，种庞族杂，方言不一，习惯不齐，情势暌隔，博爱难生”，所以，“欲沟通声气，养成共和大本，非便利交通”不可。其三，依靠人文进化。“共和者，人文进化必然之产物也。”而人文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智日进，自觉心生”；二是“人民相处日久，互爱心生”。在人文进化中，教育又起着重要的作用。“苟有不教育人民之国，则又安能阻受教人民之发生自觉心也？”其四，维持秩序。陶行知认为，“专制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其间有一定之顺序，不可强求，不可速长”。由于中国革命“发动太过，故有今日之反动力”，“故吾国当发动太过之后，不能不利用开明专制”，但“开明专制”“只可当作透达共和之一种手续，断不可视为政体之目的”。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自己社会认知和态度的转变以及对问题归因的不同，陶行知在社会行为方向的选择上，经历了“医药救国”、“文学救国”和“政治救国”等的探索过程。到1914年从金陵大学毕业时，陶行知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又发生了某些变化，开始把中国问题的解决，部分的归因到教育上来。
1916年陶行知在回忆中说：“三年前，我就选择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自己在美国的最终目标。但此计划因经费不足而被暂搁下来。我的毕生志愿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在目睹了我们突然诞生的共和国的种种严重弊端之后，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85]把这段回忆与前述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所表明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以及归因相对照，笔者认为，陶行知这种认知、态度和归因的转变，为他最终选择“教育救国”的行为方向，打下了社会心理基础。
综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陶行知行为方向的选择，从最初“偶然”性的中断，到走向“教育救国”的道路，其中既有“偶然”的机遇，也蕴含着“偶然”中的“必然”因素。
[1] 原载胡志坚：《教育家心理史学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 梁漱溟：《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载于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页。
[3] 梁漱溟：《悼念陶行知先生》，载于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陶行知先生纪念集》，1946年版，第153页。
[4] 朱泽甫编著：《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5] 华中师范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6] 华中师范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7] 华中师范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2、54、55、89、133、160、235、422（706）、700、760、782、964页。
[8] 华中师范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42页。
[9] 华中师范大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