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陶行知认为，就个人而言，第一，“共和主义重视个人之价值”，“共和主义曰个人者，社会邦国之主人翁也”；第二，“共和主义唤醒个人之责任”，“盖个人之有价值，以其对于社会有天职之当尽耳。其在帝制之下，仅君主与诸臣负之。共和主义则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此共和之目的也”；第三，“共和主义予个人以平等机会”，“共和主义既承认个人有尽天职之价值，复责个人担负进化之大任矣。然或阂于阶级，或压于强暴，不克尽其天职，负其责任。共和主义于此则削其阶级，铲其强暴，无贫富贵贱，俱予以自由发展智仁勇之机会，俾得各尽其能。为全群谋福利进化，机会愈平衡，能力愈发展，斯进化愈沛然莫之能御”。就社会而言，“共和主义，视人民为社会之主权。群之良窳，唯民是视。民苟愚劣，社会绝对不能兴盛。社会欲求兴盛，必负改良个人之责。故在共和主义之下，社会之大任即为济弱扶倾，而教其愚不肖，社会一而已矣”。而共和主义的政治，在陶行知的认知和态度上，则是“图谋国民全体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共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
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论述的虽然是共和之险象，实际所反映的，则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存在问题的认知和态度。第一，国民程度不足。“共和国政府既由人民治理，则人民能力之厚薄，其政府之良窳，即于焉定之。然国民程度之高下，不徒在识字读书已也。有读万卷书，卒业大学校，而不能为一圆满国民者。故有政治智识、社会阅历，足当国民之名而无愧者，其为数盖少。况此少数良国民，或阻于人事之纷扰，或夺于来生之修正，或视官司为藏污之所而引身自洁，或惮案牍为劳神之魔而躲闲避事。有此诸因，于是良国民众如凤毛麟角，而不可多见”。第二，伪领袖。“共和政治之伪领袖有二：一为媚民政客。此辈不问国情，不顾进化，只施其和顺温柔之手段，取媚选举机关，以窃权势。二为选举理事。此辈乘国民无暇问政之隙，运其机械，约束选举，与媚民政客暗结，左右政局，以图安富。共和国有此二种伪领袖，则稗政难除，善政难兴；公共福利不能谋，公共进化不可期。虽然此亦程度不足，贤能独善，阶之厉也”。第三，党祸。“在共和政体之下，政党实为必要之团体。然弊缘利生，政党之为祸于共和政体，盖亦未可忽也”。第四，多数之横暴。“多数之横暴，有视君主为加甚；多数之主张，可以定个人之命运。然多数人之主张，非可以尽合天理也……盖人数之多寡，不能定理由之曲直，多数既占优胜，其大责任即为谋全体之福利。少数为全体之一部分，多数人苟不能均润其福利于少数，则多数政治已耳。共和云乎哉？多数横暴之最凶险者，是为乌合之众。伪领袖攘臂一呼，和者万人，其结合以脑感而不本于公理。征之历史，则法国恐怖时代，杀人如麻，流血成川，其彰明较著者也”。这些表述，充分反映出陶行知当时的社会认知和态度，也再一次表现了陶行知的归因风格，即把问题归因于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制的因素。而他对“国民程度不足”的认知和归因，又与他对中国人“因循”特点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