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为进化之结果，有必经之阶级，必施之培植，必运之心力。时机未到，共和不得成熟也。吾国民主告成，以迄于今，生民之涂炭，产业之凋敝，干戈之连结，经济之衰颓，外患之频临，不特无术防御，抑且视昔加甚。共和既不能做人民水深火热之救主，则其转讴歌而为吐弃，易希望而为失望者，亦物极必反之恒情耳！然金固犹是金也，共和固犹是共和也。金未获而捐弃者，非金之咎，而矿工之愚昧惰怯耳！共和未建而灰心者，非共和之罪，而人民之愚昧惰怯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国本曷以固？曰：唯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国本不固，国情不宁，有退化而无进化，患在共猜、共忌、共争而不能共和耳！共和岂有弊哉？
由此可见，在陶行知的认知和态度上，走向共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拯救中国的希望。“民国”成立后出现的“生民之涂炭，产业之凋敝，干戈之连结，经济之衰颓，外患之频临，不特无术防御，抑且视昔加甚”等现象，不是共和本身的问题，而是“时机未到，共和不得成熟也”，不能因暂时的挫折和失败，就丧失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信心。
在陶行知的认知和态度上，共和的信条、共和的精神、共和的根本是“自由、平等、民胞”。在陶行知心理上，自由是法律、道德内的自由，“逾越法律，侵犯道德，此自由之贼”，所以“真自由”在“贵自克”、在“贵自制”。他所理解的平等，不是遗传天赋的平等，而是“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在他看来，“天之生人，智愚、贤不肖不齐，实为无可韪之事实”。所以，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立脚点要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82]同时，陶行知还认为：“自由平等，不过达目的之手续，非可以目的视之也。人民争自由平等，冀得各尽其能，以为社会耳！为自由平等而争自由平等，则大谬也。自由平等所在，即责任所在，天下无无责任之自由平等也。人欲求自由平等之乐，而不肯受责任之苦，多见其愈求愈远耳。”从这里反映出陶行知对自由平等的认知和态度与西方思想的些许差异，也说明他对自由平等的理解是以他已有的认知结构为基础的，说到底，还是以他“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的自我概念为基础，以“救国救民”为出发点的。
陶行知对自由平等的认知和态度，决定了他并不是一个“教育万能论”者。他认为：“大概天才有十之八九之势力，教育的势力只占十分之一二。教育万能之说是教育界自欺欺人的话。但是天才有时很不容易看出来。时机未到，天才隐在里面，专靠主观、武断，以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是常有的事。”[83]这种教育观，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它既强调了个人天赋的差异，也看到教育的功能和价值。这一点，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中，是不应忽略的。
在陶行知的社会认知和态度上，“自由平等，虽为共和三大信条之二，然共和之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共同责任、共同义务；而后贵贱可除，平等可现；而后苛暴可蠲，自由可出。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这种社会认知和态度，既与他“平民”的自我概念相一致，也成为他在未来的教育救国实践中始终把目光关注于人民大众，重视“平民教育”、“大众教育”等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