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本伐先生认为，陶行知“1909年入汇文书院文科后，兴趣即定向于文学。次年升入金陵大学文学系后，尤其通过学报《金陵光》的办理及作品的陆续发表，日益坚定了他以文学刷新国民精神风貌的信念。”[75]笔者认为，陶行知这次行为方向选择的社会认知和态度基础，主要反映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陶行知认为：“《金陵光》之为天然、为人造姑无论，而其目的则一。目的为何？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此光，《金陵光》之目的也。”那么，“李杜文章”意欲何为呢？一在“勉励同学及时努力，勿使徒伤老大也”；二在“警醒同学，避不善如蛇蝎，勿以恶小而为之也”。而其根本目的，则“莫非欲吾同学就早切磋，蔚为国器”，“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侮，戮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76]由此可见，在陶行知的社会认知和态度上，“李杜文章”具有何等的威力和价值。这种认知和态度，成为他“文学救国”的社会心理基础。
辛亥革命期间陶行知政治救国行为方向的选择，陶行知本人曾有过说明。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的信中写道：“（在南京）读了三年后，第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爆发了。此时我回到家乡，任徽州议会秘书。半年后，我又回校继续完成学业。”[77]已有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史实[78]。由于陶行知对此事的记述太过简略，又没有同一时期他本人所写的相关文字资料，因此，对陶行知政治救国行为方向选择的社会认知和态度基础，笔者只能作些推论。笔者认为，陶行知之所以做出政治救国行为方向的选择，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当时社会时势的认知和态度，或者说是受当时社会时势的影响和左右而产生的一种从众行为；另一方面就是他对中国走向共和必然趋势的肯定认知和态度，以及他对“自由、平等、民胞（即博爱）”的信仰，这在他此后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证明。
民国成立后，和很多人一样，陶行知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无限的憧憬之中。“民国元年元旦，全国之大希望，非所谓袁孙**乎？“民国”二年元旦，全国之大希望，非所谓正式国会乎？当夫中山北上，两院开幕，全国人士，盖莫不弹冠以庆，希望之透达矣。”因此，他也回到学校，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但事实却令陶行知深感失望。“曾几何时，而萁豆相煎，两贤交阨，国会亦专务自杀，如海雉蜃楼，霎时没去。”[79]这就是陶行知对“民国”三年中国社会的部分认知和态度。
在前述讨论陶行知“立真去伪”等自我概念的形成时，笔者已经谈到了他对民国的部分社会认知和态度，在此不再赘述。在《伪君子篇》中陶行知还认识到：“综天下而论，伪君子唯吾国为最多；统古今而论，伪君子唯今世为最盛。吾国之贫，贫于此也；吾国之弱，弱于此也；吾国多外患，患于此也；吾国多内乱，乱于此也。读者疑吾言之骇乎？他姑不论，使吾总统之神武大略，国会之济济多才，苟于公诚一端，稍加之意，同心同德，以戮力国事，则中国不其大有为乎？不以公诚使其才与势，此其宵旰忧劳，所以鲜补于国计民生也。诗云：‘君子如恕，乱庶遄已。’孟子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吾政府对于年来内乱，亦既赫赫斯怒，然而平乱而乱不平，安民而民不安，毋亦能怒而不能真文王、真君子之怒乎？呜呼！真人不出，如苍生何？”[80]由此可以说明，此时的陶行知重又陷入了痛苦的思考和求索之中。而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归因，也是来自于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制的因素。这种归因风格，或许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特征。
在痛苦和失望之中，陶行知并没有丧失对民族、国家以及共和发展方向的信心。在《共和精义》[81]一文中，陶行知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