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本伐先生认为，青年陶行知的志向或择业观（在本研究中，笔者称之为社会行为方向的选择），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即：医药救国、文学救国、政治救国和教育救国，而做出这些选择的内在动力，则是“崇名”心理[71]。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和分析方式是很有见地和借鉴意义的。从心理活动机制上看，这种崇名心理现象，从潜意识层面，是受到了中国“内圣外王”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而从意识层面，则是保持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的一致性。由于本研究是以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框架为依据，故而更侧重于意识层面的分析和探讨。
在前述陶行知的成长历程中，我们谈到，1908年因唐进贤回国探亲，陶行知提前从崇一学堂毕业后，赴杭州学医。对陶行知此次行为方向选择的原因，以往学者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72]。除了以往研究提出的那些原因外，如果从陶行知此后自己的论述来考察（目前尚没有发现陶行知1908年亲笔撰写的文字和材料），我们或许可以推论这种行为方向选择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态度基础。1914年陶行知在《金陵光》上发表的《医德》[73]一文开篇就指出：“人无智愚贵贱，谁能越出道德范围，而不伤人害己者乎？惟其事弥大，其责弥重，斯其德亦弥要。人生至贵，唯兹寿命。歧黄操生杀之权，同于官吏，则医之德，视他人为尤要矣。”短短的几句话，充分展露出陶行知对责任、道德、人生和医生的社会认知和态度。而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在陶行知的心理上，则是由于没有对医术的严格甄别，造成了“场成逐利”，“贪医不救人，庸医欲救人而不能”的局面。有了这种社会认知和态度，陶行知很自然的便会做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行为方向选择。但在此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这篇文章发表于1914年，能否反映陶行知1908年时的社会心理状况，还有待做进一步的证明。
如前所述，陶行知医药救国的行为选择，由于该校对于非基督教学生有歧视性的规定使他愤然退学而中断了。这可以说是陶行知行为选择上的一种偶然。试想，如果广济医学堂没有对非基督教学生歧视性的规定，或者陶行知不是一个“求真力行”的人，事情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但广济医学堂的规定和陶行知的行为方式，都是历史的必然，所以，陶行知医药救国行为选择的中断，偶然中包含有必然。而陶行知得入汇文书院，同样也反映出这种偶然中的必然。
陶行知从广济医学堂退学后，回到徽州。1909年春，他又离乡外出，流落苏州，并巧遇唐进贤，进而得入汇文书院[74]。这次巧遇确属偶然，但这种偶然同样也包含有必然。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如果陶行知退学回到徽州后，甘于接受中国传统式的农民生活，而不离乡外出的话，这种“偶然”的巧遇也就不复存在了。但以“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为自我概念的陶行知，是绝不会停止实现自我的追求的。或许这也是他离乡外出的部分原因。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这次“偶然”的巧遇，亦当视为“必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