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在推行平民教育时，陶行知秋天在给妹妹文渼的信中写道：“最近一星期来，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店里，家里，旅馆里，饭馆里，学堂、私塾里，甚至于和尚庙里，我都去劝过平民教育，并且很有经验，很有乐趣。我过几天还要到军队里，工厂里，清节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这许多地方我都要亲自带学生去试验。照这样办法我就可以一面干，一面研究出好的方法来。空中造楼阁是没有用的。我也很希望你约集同志在北京这样去干。”[61]在他看来，“中国不是没有希望，只看我们干不干，就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62]
1924年9月15日，在给姚文采的信中，对安徽公学在江浙战争中能照常开课，陶认为：“中途停学和临阵脱逃是一样的可耻。纵使开花炮把安徽公学炸碎了，我们也是要奋斗到底的。”[63]
1927年创立晓庄乡村试验师范学校期间，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儿从母亲寿辰立志，决定在这一年当中，于中国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为吾母庆祝，并慰父亲在天之灵……儿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儿自立志以后，一年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日，一日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时：要叫这一年的生活，完全的献给国家，作为我父母送给国家的寿面，使国家与我父母都是一样的长生不老。”[64]
1931年4月30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回函、汇款给新安小学的同志们，提出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65]的著名人生格言。
1934年，发现“教育的新生”的陶行知大声疾呼：“传授现成知识的结果是法古，黄金时代在已往。进一步是复兴的信念，可是要‘复’则不能‘兴’，要‘兴’则不可‘复’，比如地球运行是永远的前进，没有回头的可能……我们只能向前开辟创造，没有什么可复。时代的车轮是在我们手里，黄金时代是在前面，是在未来。努力创造啊！”[66]
1938年11月，在民族存亡之际，陶行知在日记中写道：“愿为，知为，能为，可为，不得不为。”“喜干，大干，苦干，快干，自动干，教人民干。”[67]
1942年，在育才中学陷入经济、校舍等重重危机之时，陶行知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说：“我们有两位朋友，一是贫穷，二是患难。我们不但是在贫穷与患难中生活，而且整个教育理论都是它们扶养起来的。所以我有六个字供大家勉励：友穷，迎难，创造。”[68]
1946年，在民主斗争进行到最尖锐的阶段，在自己的战友闻一多、李公朴相继被国民党所暗杀，面对敌人的枪口，陶行知依然是“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69]，毫无畏惧地“等着第三枪”[70]。
由此说明，围绕“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这一自我概念的核心，无论在任何时期、在任何环境下，陶行知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始终以“知行合一”、“求真力行”、“奋斗不息”等行为方式，真正做到了“追求真理做真人”理想自我与认知自我的统一。陶行知之所以伟大，不仅表现在立言上，更表现在“求真力行”的立德、立功上。而要追寻这种“求真力行”立德、立功的内在动力，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其心理机制就是保持自我概念的内在一致性。
二、陶行知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行为方向
与蔡元培、黄炎培一样，陶行知也经历了不同社会行为方向选择上的探索阶段，并且在确立了“教育救国”总的行为方向后，以“创造”为自我概念组成部分的陶行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对当时社会的认知、态度和归因上的不同，在具体的行为方向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社会认知、社会态度的转变和行为方向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