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子侠先生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所谓‘知行合一’中的‘行’，并不涉及对客观世界具体的‘实践’，仅仅是内心修养功夫的一种行为意念或意志方向，丝毫无意助益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客观世界的变更。”而海外求学期间，陶行知受到了“十分重视人们适应社会环境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经验的获得”、“以近代工业文明及其社会体系为其文化背景的西方教育哲学和教育理论”的深刻影响。“有了这种理论武装，陶行知早年积蓄的‘内圣’功夫，开始转化成真正实现‘外王’之道的内在动力。当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外王’含义有所不同，这种‘外王’之道之根本目的，即在于成为改进社会改造环境的真主宰。”[57]因此，笔者认为，美国留学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陶行知“求真力行”、“知行合一”等自我概念，把原来只是作为自我修持功夫的“知行合一”转化为对社会的热心改造。正是在这种自我概念的推动下，1917年陶行知回国以后，便立即投身到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滚滚大潮中。
在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教育实践后，陶行知发现，“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而这一命题的得出，显然又是受了墨家思想的影响。陶行知认为：“《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58]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陶知行”又把自己的名字最终确定为“陶行知”。
陶行知不仅在认识论上深受墨家思想的影响，而且他“爱满天下”、“热心力行”的自我概念，也受到墨家“兼爱”、“摩顶”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59]。他没有像孟子宣扬的子莫那样，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子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墨子（《孟子·尽心章句上》）之间择其中，而是坚决地选择了后者，从而通过“同化”和“顺应”，达到了认知上的平衡和自我概念的同一，由此也反映出受到佛教与基督教影响的陶行知的独特性。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为核心、以“实用理性”为心理基础建立起来的陶行知的自我概念，既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墨思想的影响，也包含有中国化的佛教[60]和基督教教义的成分，仅仅把他说成是“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确是“非以见其深，反而显其浅”了。
（三）陶行知“求真力行”的行为方式特点
自1911年到1912年间攻研和信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1913年皈信基督教以后，“知行合一”、“求真力行”、“奋斗不息”等，在陶行知的自我概念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也成为陶行知独特的社会行为方式。“干”、“做”、“努力”、“奋斗”等是陶行知社会实践中最常用的词汇。这种行为方式在陶行知的一生中可以说俯拾皆是，这里仅举例一二，权作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