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6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29] 参见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传——纪念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30] 陶城：《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载于周洪宇、余子侠、熊贤君主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31] 参见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余子侠著：《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章开沅、唐文权著：《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32] 余子侠：《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33] 陈鹤琴：《我的半生》，载于《民国丛书》第二编（86卷），南昌，江西省教育用品厂，1941年版，第50－51页。
[34] 参见周洪宇：《近代知识分子与教会教育——一项以陶行知为观照基点的历史透视》，载于章开沅、林蔚[美]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402页；周洪宇：《陶行知与基督教》，《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余子侠：《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9页。
[35]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8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页。
[36] 周洪宇：《近代知识分子与教会教育——一项以陶行知为观照基点的历史透视》，载于章开沅、林蔚[美]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37] 参见何荣汉：《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朱泽甫在他所编写的《陶行知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陶行知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没有信奉基督教，并在该校楼上学生宿舍墙壁上书写：“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少年立志，坚定鲜明。见朱泽甫编著：《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对此，何荣汉认为：这样有意无意间把这两件事情关联起来，虽然没有事实根据，但却符合了某种以中国本位意识与基督教对立的陈述倾向。
[38] 参见何荣汉：《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
[39] 余子侠：《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40]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4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8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页。
[42] 周洪宇：《近代知识分子与教会教育——一项以陶行知为观照基点的历史透视》，载于章开沅、林蔚[美]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43] 参见何荣汉：《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9页。
[44] 参见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传——纪念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陈家康：《陶行知思想路线》，载于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陶行知先生纪念集》，1946年版，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