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于家、于国、于世有如此大的危害，反思自己又是怎样的呢？
吾十八以前，只知恶人之为伪，不知恶己之有时亦为伪，且每以得行其伪为得计。呜呼，误矣！自入本校，渐知自加检点。然初一二年中，致力于文科之学，未暇在受用学问上加功。虽时有道学演说，心不在焉，故诚心终不伪心胜。入大学后，暇时辄取《新约》展阅之，冀得半旨片语以益于身心而涤其伪习。读至耶稣责法利赛人徒守旧俗假冒为善一节，恍然自失曰：“吾从前所为得毋为法利赛人乎？”触想孔圣亦有“恶似而非”及“乡愿，德之贼也”之言；又痛自深恨曰：“吾从前所为，得毋为贼乎？”自后乃痛恶己之为伪，视为伪之我如贼，如法利赛人。自呼为真我，呼为伪之我曰伪我，或曰贼，或曰法利赛人。吾圆颅不啻为真我与伪我之战场，真我驱伪我不遗余力。伪我虽有时退听，然我之大病根，在喜誉恶毁。名之所在，心即怦然动，伪言行即不时因之而起。事后辄痛悔不安，因思不立定宗旨，徒恃克治，终少进步。龙溪先生曰：“自信而是，断然必行，虽遁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信而非，断然必不行，虽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小子不敏，窃愿持此以为方针。历不破除名利之见，决无不为伪之理；率此行后，纵未能一时肃清伪魔，然较前颇有进步。孟子自言四十不动心，王子自言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愿意思。二贤岂欺我哉？阅历则然耳！夫二贤，一则善养浩然之气，一则善致良知。其立真去伪，尚且若是其难，何况吾辈小子。然其工夫虽困难万状，二贤终有成功之日。吾于是乎且喜将来真我之必胜，而伪我之必可败。其胜其败，是在及早努力，百折不回，在心中建立真主宰，以防闲伪魔。行出一真是一真，谢绝一伪是一伪。譬如淘金，期在沙尽金现，顾可因其难而忽之哉？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在爱国基础上对伪君子的批判和担忧，使陶行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要实现“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的自我，他必须在真与伪的矛盾间做出抉择。何去何从？通过对基督教和王学的接纳，陶行知找到了统一自我的方法，那就是“知行合一”。可以说，陶行知“立真去伪”、“行出一真是一真，谢绝一伪是一伪”等自我概念，就是在王学“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
为了更有效地克服理想自我与认知自我间的矛盾所带来的内心痛苦，保持自我概念的一致性，在此期间，“陶文濬”改名“陶知行”。
1914年6月，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提前一年学完了文学系的所有课程，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金大。因1911年金大已在美国纽约州立教育局和纽约大学注册，故金大的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和学位，并能直接赴美深造。陶行知毕业后，在金大校长包文（Bowen）鼓励和支持下，他抱着“百扣柴门一扇开”的微渺希望，四处奔走，终于凑足了旅费，于1914年秋，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程[56]。
美国留学三年（1914－1917年）对陶行知的影响，以往已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此，笔者只就美国留学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做一些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