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自早年接受现代教育开始，便逐渐割断了与传统教育的联系，当他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从美国回国时，幻想着用在国外取得的“真经”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教育。然而不久，心中涌动的民族意识以及西方教育理论与制度和中国社会实际所产生的抵牾，使他逐渐与西方文化产生疏离。他开始以民间为新教育的营养来源，在教育内容上将其扩大到整个民间社会，同时由于“知识”定义的根本性变更，知识的传递当然也就不可能采取传统的书本教学的方法，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方法论即“教学做合一”的主张。晓庄生物指导员姚先生带着书本第一次去上课时，陶行知便阻止他采用传统的在讲台上进行书本讲授的方法，姚先生说：“我教了十多年的生物学了，还不行吗？”陶行知说：“不行！你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才行得通啊。”姚先生受了启发，第二天便请了一位捉蛇的农民，由他把学生领到田地里，向学生演示怎么抓蛇，怎么识别治蛇咬伤的草药；又把挖草药的请来，教学生识别各种中草药。[17]
陶行知主张从贩卖性教师向研究性教师的角色转换，其出发点并不仅仅只是满足知识更新的客观需要，更主要的是依据实用主义的“经验”理论和“儿童中心主义”学说，颠覆传统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者角色，其根本目的在于以一种“活”教材来代替“死”教材，以“活”的教师来代替“死”的教师，从而完成教育的根本革命。正因为如此，陶行知在要求教师成为真理的不断探索者时，主要并非指教师在前沿性学科知识方面的钻研和书本知识方面的不断学习，而更多的是提倡在活动中、在生活中来丰富自己，反对教育书本化和教条化，主张以实用性和工具化来对待书本知识，这在他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全部的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18]教育的问题来自实际的生活，同时也应在工作过程中谋求改进和解决。“从前的书本教育，就是以书本为教育，学生只是读书，教师只是教书。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则之下，书是有地位的，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书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书是不可以死读的，但是不能不用”[19]。学习知识本身并不是目的，教师对真理的探索、对知识的钻研，主要是在“用”的原则下、在“做”的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的教育主张，对于传统的“装饰性”教育是一个有力的打击，然而，完全以功用来评判知识的价值，则有矫枉过正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