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刘半农、顾颉刚、周作人等现代知识分子便从鲜活的民间语言、民间文学中发现了民间意义，并以此作为新文学建设可资借鉴的范本。但在教育界，长期以来将民间知识排除在教育知识之外，在知识观上信守的仍然是传统的书本知识观。陶行知将这种狭隘的知识观，斥之为老八股和洋八股，将完全脱离自己经验的书本知识视为“伪知识”。他从一种更加广义的教育知识观出发，强调“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并否认有专门的知识阶级存在。在他看来，教育不等于读书，书只是生活工具的一种，“是要拿来活用的，不是拿来死读的。”[12]而且教育知识的形态也不能局限于书本，它应涵盖生活中实践、经验、技能等诸多方面。他批评传统教育是以文化为中心，然而事实上，文化只是生活的工具，它不可能喧宾夺主成为教育的中心，教育的中心只能是生活，“是生活便是教育，不是生活便不是教育。分开来说，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康健的生活便是受康健的教育，过科学的生活便是受科学的教育；过劳动的生活便是受劳动的教育；过艺术的生活便是受艺术的教育；过社会革命的生活便是受社会革命的教育……”[13]可见一切生活的内容都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陶行知对教育知识所做的“泛化”处理，不仅扩大了教育内容的范围，同时也颠覆了教师的知识权威者的形象，提升了民间知识的地位，此外还构建了民众的道德者与智慧者的形象。
陶行知认为，作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教师，应该注意从民间汲取营养。他认为作为从事大众教育的教师一方面应该意识到民间大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教师传授民间大众所需要的文化，其文化的源头应来自民间社会。他以大众语、大众文的学习为例，认为“大众语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话语，大众文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文字”[14]，普及于大众的应是语文合一的大众文。他批评新文化运动以来推行的白话文仍然不是大众所需要的语文，知识分子“要想写大众文必须先学大众语。他必须拜大众做老师。不够！他必须钻进大众生活里去与大众共生活，共甘苦。他必须是大众队伍里的一位战士。”[15]他自己所写的许多白话诗歌，虽然被一些文人学者讥笑为打油诗，但这正是他所刻意追求的大众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教师应向有技术、有经验的民间大众学习，“做学问要有先生指导，谁是我的先生？农人教我种田，农妇教我养蚕，木匠司务教我做桌凳，裁缝司务教我做衣服……七十二行都能教我，都是我的先生。”[16]简而言之，“教师”不是精英者的专利，书本文字也不是知识的唯一形式，教师的知识人角色也不应是书本知识传递者的角色，他应从预设的知识权威者角色转变为生活实践的学习者。
三、来自“经验”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因此教师应从贩卖书本知识的“死”知识人角色，转变为研究型的、围绕“做”为中心的“活”知识人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