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从传统社会“士”的一分子，转变为平民阶级的一员，从精英文化的启蒙者和传播者转变为民间文化的学习者和大众生活的指导者，不仅是对传统教师角色和归属的转变，同时也是在对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教师自身的反省，是他教育观转变的重要标志。陶行知由对民间智慧和力量的发现出发，重新诠释了教师与民众在推进社会改造中的地位与关系，并在这种认识过程中逐渐与他早期的知识分子同道者们如胡适等人分道扬镳。他不但在外在的服饰方面力求向平民社会靠拢，而且在语言文字方面也追求易被平民理解的通俗化和口语化，简而言之，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陶行知不再热心于纯学术社会的构建，而将自己的生命融入民间大众教育的事业中去，如他自己所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9]
二、知识不再局限于文字，教师的知识人角色内涵也由书本知识人转变为一切民间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的学习者和传递者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谈到自己理论形成的原因时说：在推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理论处处碰壁之后，将其学说“翻了一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主张。虽然这个说法确实是陶行知思想变化的一种外在的标志性象征，然而更加深刻的原因，则是与他的教育主张中流动的文化民粹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陶行知显然不满意杜威这种枝节性的教育“改良”，在其深深的大众情结之中，他的理想是颠覆作为知识人教师的权威角色，形成教育者的平民意识，沟通教师与普通民众在心灵上的联系，重新评判教育者在教育中的地位和角色，而完成这项工作的关键便是重新诠释“知识”。
知识与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一个人能精确地再现其情景及其工具所产生的效果，那么他就能更轻易地获得或更有效地使用某种权力。知道事物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们如何运作，就能够为操纵和控制创造机会”[10]。现代学校教育中教师的地位和价值或曰“文化霸权者”的角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仰仗教育知识的非日常化和专门化而获得，“知识的日益分化对于某些希望获得某种地位，进而将‘他们的知识’赋予更高的级别和更高的价值，并加以合法化的群体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这种高价值通过正规教育机构的建立而得到制度化，并且由这样的教育机构将它‘传递’给社会中经过特别选择的人。因此，高层次的价值在学术机构和学校中被神化，而且提供了一种为其他知识进行参照的标准。”[11]陶行知深知知识分子强烈的精英意识是以其掌握的专业知识为支柱，因此要求教育者放弃其“文化人”高高在上的精英人士的做派，虚心向下层民众学习，不仅要学习民众的道德形象，而且要具体学习民间文化，而这首先必须从摒弃传统的知识观入手，否则强**师应融入大众阶层，则只能停留在伦理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