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知识人，按照波兰学者弗· 兹纳涅茨基的说法，乃是指“某些个体，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或长或短地致力于知识的耕耘”。[2]教师作为知识的传递者自然属于“知识人”之列。作为知识人教师的角色类型，一般被归属于知识的传播者之列，这也是自古以来对教师所扮演角色的规定性话语，实际也成为教师自身对自己身份和职责的认定。陶行知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更从与大众的接触中，发现了民间的价值和意义，由此不仅改变了其教育知识观，而且也建立了新的富有革命意义的教师角色理论，实现了教师作为知识人角色类型的新的转换。
一、从精英阶级的“知识人”和现代文化的传播者，转变为陪着民众干的指导者和民众智慧的发现者与学习者
在传统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划分中，教师始终是以社会精英自居，中国教育长期以来便是以培养“精英”为目标。从19 世纪末期开始，伴随着救亡与启蒙思潮的涌动，普通国民在社会发展中的根基作用日渐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传播和流行，下层的“劳工”被称誉为“神圣”一族。知识分子应深入大众、走向民间进行现代文化与文明的启蒙，成为五四时期教育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李大钊于1919 年2 月在《 晨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中国青年学习当年俄罗斯青年在农村从事宣传运动的精神，深入农村，沟通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的联系，将现代新文明输入农村，担负起教育农民的使命，并以此作为改造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和重要场所[3]。胡适希望学生以“社会服务的生活”为重要的学生活动，通过从事开办平民夜校、通俗讲演、破除迷信的事业和改良风俗的事业等对大众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与现代文明的教育。[4]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余家菊、李瑛等人也号召教育工作者“到田间去”，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农民子弟在接受教育之后，才能承当起救国的使命。[5]简而言之，尽管对于民间的理解和走向大众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或从伦理的或由政治的层面发现了民间的意义，并将其与当时十分关注的“启蒙”与“救亡”紧密联系起来。民间成为通过教育完成改造社会使命的场所，而教育者在其中则扮演着启蒙者与改造者的社会角色。
陶行知早年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对于民间意义的发现也是基于政治的和伦理的立场。他看到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由于现代文化的缺失所带来的素质低下、生活困苦并导致整个国家的落后，怀着一颗博爱的人道主义之心和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社会的政治愿望，积极投身于平民识字教育的推广工作。这个时期他将教师的知识人角色定位为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和现代文明的启蒙者。这种对教师知识人角色的定位，无疑具有教育民主的色彩，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民间意义的理解仍然是抽象的和表面的，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他对于教师的角色定位仍然包含着居高临下的精英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