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陶行知还进一步指出集体教育不应囿于学校和小团体的圈子里，而应与社会发生联系。从学生愿意助人为乐的倾向出发，透过集体生活，培养和引导他们对民族和人类产生更高的自觉的爱。此言实指以民族和人类的利益为重，是德育的崇高目标。马克思说过：“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18]
三、“在劳力上劳心”的德育原则
“在劳力上劳心”是陶行知在批评旧式教育弊病基础上提出的德育原则。他指出，旧教育的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劳心”与“劳力”分离使得一切进步发明都不可能，“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旧式教育培养了一批书呆子，脱离生产劳动实际，脱离人民大众，其实质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式教育。“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大到不可思议。”[19]这就是说生活教育培养的人，是会用脑指挥手、用手开动脑的手脑健全的人，是“在劳力上劳心”的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征服天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在陶行知看来，无论是塑造人，还是征服自然，改造社会，都离不开“在劳力上劳心”这个根本。
“在劳力上劳心”从属于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可以视之为陶行知提出的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真人”的具体原则，“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是其中两个重要指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知识分子获得“农夫的身手”的必要途径，陶行知对此深信不疑并指出了劳动的德育功能。他说，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以增进自立的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之甘苦。
通过劳动实践可以增进知识分子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并能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品德。需要指出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其作用还在于促进知识分子获得“科学的头脑”。陶行知于1931 年从日本回国后，致力于“科学下嫁”运动，提出了“科学是工业之母”的口号。显然，这是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使他已经领悟到，科学技术在工业大生产中的作用正在日益增长。面对中国社会依然依赖传统经验和技艺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的状况，面对人们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还缺乏足够认识的状况，以及封建迷信弥漫于中国社会的状况，陶行知开始了科学普及教育。科学普及教育旨在破除迷信，科学地认识自然，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更重要的是科学普及教育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陶行知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百见不如一做”，“做”即实践，是在劳力上劳心，具有三个特征：行动，思想，新价值之产生。[20]陶行知在西方见到了科学的功用，回国后倡导科学普及教育正是受这一思想的指导。他说：现在的教育者要把受教育者的头脑灌输成科学化，更要把他们的一双手解放出来，让他们为社会和国家去创造。这就是说，通过教育把科学传授给受教育者，当他们掌握了科学技术，解放双手深入生产实践，把科学带进生产劳动过程，也就实现了科学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作用。显而易见，科学成了教育和现代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中介。总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或称“教学做合一”的社会实践过程，既创造物质文明又创造精神文明，“科学的头脑”和“农夫的身手”分别与物质文明活动、精神文明活动相联系，都是教育主体的自我改造。
四、“爱满天下”的德育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