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生活教育是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精华之所在，其体系博大精深，如若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德育思想贯穿于生活教育始终，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陶行知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途”。[2]他的德育思想丰富多彩，德育原则和方法独具特色。研究他的德育思想可以为新形势下的德育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培养“真人”的德育目标
陶行知对德育的认识，发端于对封建教育的抨击。他尖锐地指出：从前的旧式教育以天理压迫人欲，使人变成工具，尽失独立人格，人的才能、志向得不到充分自由的发展。批判旧式教育，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创造。他认为：德育的目标在于创造真善美的活人。真的含义有两个方面：教育者“千教万教，教人求真”；教育对象“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学问上、政治上刻意追求真理，从而使人的个性得到解放，个性更趋完善，在灵魂深处“建筑人格长城”。
陶行知提出个性解放的社会政治意义在于反封建。 陶行知谈育人，谈个性解放，紧扣社会主旋律。抗日战争时期，他创办育才学校时，要求通过全部生活与课程使每一位学生达到“智仁勇之鹄的”。“智仁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陶行知认为，这在当时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历代儒家传人解释之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者知人而自知，仁者爱人而自爱，勇者独立天地间而不畏，是为“天下之大德”。陶行知用其旧词发其新意，他阐释的“智仁勇”是“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3]“大德就是大众的道德”。大众的道德有三层意思，亦即觉悟，联合，争取解放—— 争取民族大众的解放。[4]从传统文化嬗变而来的“智仁勇”一旦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一旦与人民大众利益结合起来，就萌生了新意，得到了升华，既具有民族性，又富有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
谈论陶行知的德育思想与社会主旋律相结合，就不能不谈陶行知德育思想的师承关系。陶行知留美四年，师从杜威。杜威也是重视道德教育的，他认为学校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去适应社会，学校生活不能脱离社会，但他主张道德教育要在学校生活中进行。杜威强调把道德教育同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的原则联系起来。学校德育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的生活，促进社会的福利”，“增进国家秩序的稳定”[5]，使道德培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陶行知继承了杜威学校生活与社会相联系的思想，但不主张把社会搬进学校，而主张把整个社会当作大学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从而超越了杜威。德育的目标是在社会这个大学校的大风大浪中培养“真人”，使他们都具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而不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因为在一个人民没有教育权、没有民主权的国度里，“真人”的德育目标是不易实现的。陶行知总结自己20 多年的教育经验说：“这教人求真和学做真人的教学自由，也只有真正的民主实现了才有可能”。他希望培养“真人”，把中国改造成理想社会——“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幸福的新中国”，[6]实现理想社会，更好地培养出“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