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陶行知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有学者已注意到陶行知研究学术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对国内和日本、欧美等国外陶行知研究情况分别做了介绍。如有的论者把1927—1991年国内陶行知研究，划分为以下五个时期做评价：客观探讨期（1927-1946）、客观全面评价期（1946-1950）、黑暗期（1951-1953）、翻案期（1956-1958）、实践期（1978年至今）。[4] 上述研究成果，粗线条地勾勒了国内陶行知研究的发展历程，初步展现了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的概貌。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浇铸了地基，搭建了前行的平台。我们的研究正是他们工作的延续，是在他们基础上的拓展和推进。在编撰此书时，我们注意了以下几点：第一，把陶行知研究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20世纪的陶行知研究，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但同时，它又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演变的深刻影响。在80余年间，陶行知研究的跌宕起伏，潮起潮落，正是这种影响的深刻反映。所以，本书的撰写，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将陶行知研究置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的背景下做历史考察和科学分析。第二，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作为一部陶行知研究的学术史，它必然以前人和时贤的陶行知研究成果，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试验的成果为研究对象。因此，我们翻阅各种文献资料，查阅各种报纸杂志，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研究成果，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客观、公正地分析、研究，既不随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力求真实地反映20世纪陶行知研究丰富性、多样性的历史原貌。第三，既全面综合介绍，更注重专题重点突破。20世纪陶行知研究，成果丰富多彩，形式纷繁复杂。我们在对各种研究成果按不同时期做全面综合介绍的同时，更着力于对每个时期陶行知研究热点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做到顾及面，更注重点；反映广泛性，更突出深入性。第四，以国内为主，兼及海外。陶行知首先是中国的，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决定了中国是陶行知研究的主要阵地。事实上，20世纪陶行知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也确实为中国人所做。因此，本书立足于国内陶行知研究成果，这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基点。但同时，陶行知的影响又不仅仅只限于中国，从事陶行知研究者也不只是中国人。“陶行知又是属于世界的”。所以，我们的研究还必须放眼世界，放眼海外。限于资料，本书反映海外的陶行知研究，主要是日本和欧美等国。第五，立足理论成果，又反映实践试验。陶行知研究，毋庸置疑主要是理论研究；在理论研究中，又以教育理论为主，兼及哲学、政治、文化、诗歌等。因此，本书在撰写时，立足理论成果，并突出教育。但是，陶行知研究又不限于理论，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试验异军突起，成绩斐然。所以，本书也反映这方面的成果。上述五点，也可以说是本书的主要特点。此外，在框架结构上，本书主要依据20世纪陶行知研究的分期设章，同时又考虑到实际情况，专设一章，介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试验。附录一以年表的形式，记载了领导人的题词，重要的陶行知学术研究活动和纪念活动，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论文的出版、发表，以及陶行知研究团体的成立、研究刊物的创办等，概要地展现了20世纪陶行知研究的发展脉络。附录二为主要参考文献。
20世纪陶行知研究，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至今可以说完成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现在也已正式出版了。然而，陶行知研究作为一项事业，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践试验，都仍在继续，仍将不断发展。如果本课题的研究，本书的出版，能对21世纪的陶行知研究提供某些历史启示，起到某种推动作用，那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同时，这确实也是我们所殷切期望的。
（本文为《20世纪陶行知研究》一书撰写的前言）
[1] 原载金林祥主编：《20世纪陶行知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16页。
[4] 童富勇：《对建国以来陶行知研究的回顾》，载《教育评论》1991年第6期；《陶行知研究综述（1927-1991）》，载《教育史研究》199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