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陶行知要正确定位。陶行知一身数任，被认为是教育家、思想家、民主战士、爱国者、共产主义战士，等等。但是，究其本意，察其业绩，陶行知的本质属性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是一位在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在中国教育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中，把外国先进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全局上改革传统教育，并取得重大突破，产生广泛影响的伟大教育改革家。也就是说，陶行知主要是通过为人民办教育来为社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只是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制约和限制，才促使他走进政治斗争的行列，有了较多的政治色彩。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对陶行知做评价时，就不能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他，更不能因为他没有直接拿起枪杆子而给他扣上“改良主义”等莫须有的帽子。回顾20世纪陶行知研究中曾出现的失当，甚至失误，恐怕这是一个值得深刻汲取的教训。
第二，坚持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评价陶行知，不应该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事件发生的人物、时间、地点，也不应该只从字面上理解，做断章取义、注释式的研究，而应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与陶行知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把握其整体和全局，领会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同时，陶行知及其思想和实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逐步丰富、充实和完善的。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评价陶行知。20世纪80余年的历史事实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这一点，陶行知的研究事业就顺利，就发展。反之，如果我们忽视或背离了它，陶行知研究就出现曲折，甚至停滞不前。
第三，既要重视提高，又要注意普及。21世纪的陶行知研究要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和突破，必须正确处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做到提高和普及两手都要抓，都不能放松。在提高方面，要拓展陶行知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进一步加强陶行知自身研究的同时，要拓宽和加强陶行知与同时代其他教育家，以及与生活教育运动内部其他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和群体研究。要对一些重大问题，组织力量攻关，多出成果，多出精品。要加强与海外陶研学者之间的联系，相互多沟通交流，提升研究水平。与此同时，也必须抓好普及工作。要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如编辑陶行知著作的教师读本、中小学生读本，编撰或更新教材，编写通俗生动的书籍等，把陶行知普及到人民当中去，尤其是中小幼教师和广大中小学生当中去。我们能否像陶行知当年开展科学下嫁运动那样，也来一个“陶行知下嫁运动”。
第四，坚持与现实结合，与实践联姻。陶行知思想并不产生于大学的高楼深院，也不出于理论家的书斋，而是产生于改革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教育的伟大实践。陶行知的学说，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寻求中华民族和中国教育出路的学说。因此，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同中国社会实际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20世纪陶行知研究的成功经验也告诉我们，21世纪的陶行知研究，必须坚持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密切联系，才能有所作为，也才会有地位，有价值，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五，不能陈陈相因，重在创造发展。学术研究贵在创新，陶行知研究更应是这样。陶行知重视创造，他曾说：“仿我者死，创我者生。”[3]从这个意义上说，陶行知的学说，又是一种创造的学说，发展的学说。而且在事实上，由于时代变迁等原因，陶行知著述中某些具体结论、方式方法等，确实也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因此，我们对陶行知思想不能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对陶行知的研究也不能陈陈相因，而应该在实践和研究中，勇于创造和发展陶行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