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复兴期是从1979年到1985年8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以下简称两会）成立之前的近7年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伴随着这场运动的启动和深入，陶行知研究也出现了重要转机。1979年3月25日，陶行知生前挚友、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向教育部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写信，郑重提出了重新研究、评价陶行知的问题，发新时期要求重新评价陶行知的先声。随后，许多论者如舒文、段力佩、马崇儒、毛礼锐、李凌等也纷纷撰文，要求学习和研究陶行知，发展教育事业。被“左”的力量僵硬把守已久的闸门开始被打开，长期沉寂的陶行知研究开始复苏，逐渐走上了新时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舞台。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也由于人们在认识上的差异等原因，在对陶行知的评价上出现了重大分歧。1979至1981年间，教育理论界曾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展开了颇有力度、也颇为较真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鸣，为陶行知研究全面复兴做了铺垫。1981年10月18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纪念陶行知先生九十周年诞辰大会”，恢复了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名誉。这次大会在20世纪陶行知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标志着陶行知研究全面复兴和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从此以后，神州大地的陶行知研究充满生机。陶行知著作被大量整理出版，其中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的《陶行知全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更是一件盛举，实现了长达几十年的愿望。继安徽、上海、江苏等省市率先成立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后，全国各地陶行知研究团体相继成立。各种陶行知研讨活动纷纷举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并在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生活教育理论以及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性质、历史地位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长期被压抑的能量得到释放，久违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这个时期的陶行知研究，呈现出蓬勃向上和强劲向前的发展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