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沉寂期是从由批判电影《武训传》从而引起批判陶行知开始至1978年年底。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浪潮，并迅速演化成为一场政治思想运动。陶行知作为新中国成立前提倡武训精神的一位著名教育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批判。并从最初批判他提倡武训精神的“错误”，发展到对他的全面批判，陶行知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陶行知的一些学生、同事和朋友，迫于政治压力，也违心地撰文批判陶行知。难能可贵的是，1956年年底以后，当政治气氛稍有缓和，一些陶行知学说的支持者，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友松以及邓初民、梁忠义、张宗麟、戴白韬等，或发表文章，或召开会议，或提出意见，要求重新评价陶行知，为陶行知翻案。遗憾的是，这一正义呼声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便被压制下去了。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1958年5月，开始了新一轮对陶行知的批判。自1959年以后，陶行知在国内成为研究的禁区，陶行知研究陷入长时期的低谷，停滞不前。这种状况一直到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逐渐得以改变。这一时期，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难以对陶行知进行平心静气地、科学客观地分析研究，因此总体而言，是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研究。但是，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予以简单否定。应该说其中绝大多数论者，他们是怀着正确认识陶行知的真诚愿望，撰文评说陶行知的思想学说和实践活动，因而，在他们的认识中，尽管有因政治等因素而造成的偏颇，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同样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让人欣喜的是，与国内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海外学者对陶行知的研究却是方兴未艾，硕果累累。其中，日本学者的陶行知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斋藤秋男更是令人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