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原名文濬，后改称知行，1934年7月又改名行知。他是20世纪我国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一生，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崇高评价。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称颂他为“万世师表”，江泽民题词“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
陶行知是20世纪我国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人民尊敬他，爱戴他，学习他，研究他，师法他。据对《20世纪陶行知研究资料索引》一书的统计，从1917到2000年的80余年间，发表有关陶行知研究的各类文章4630余篇，著作270余种，作者2570余人。研究成果如此丰富，作者队伍这样广泛，这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并不是很多的。根据陶行知研究发展历程的客观存在以及内在规律，结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演变，本书将20世纪陶行知研究划分成为探索研讨期、纪念评价期、批判沉寂期、争鸣复兴期和发展实验期五个时期。
探索研讨期是从陶行知留美回国执教到1946年7月25日逝世。1917年8月，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回国，9月受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开始他的教育生涯，也开始了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直到去世。他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陶行知的教育改革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曾围绕着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小先生制以及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生活教育理论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既有陶行知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也有教育理论工作者，甚至还有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1939年8月，毛泽东明确指出，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把教、学、做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要求解放区的教育，增加生活教育的内容。[2]这个时期，虽然也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甚至对某些问题，如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人口统制与教育等，还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争论。但是，总体而言，是在进行积极的学术探索和研讨，它是20世纪陶行知研究的开端。
纪念评价期是指从陶行知逝世至1951年5月因批判电影《武训传》而连带对陶行知的批判。陶行知逝世后，上海、重庆、延安、南京晓庄、香港、新加坡、纽约等地举行各种悼念活动，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纷纷撰文著书纪念他，高度评价他，形成了陶行知研究史上的一个**。这个时期的评价涉及陶行知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陶行知的诗歌等重要内容。评价的基调是：在哲学上，陶行知是唯物论的一元论者。其中有的论者进而认为，陶行知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在政治上，陶行知从一个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钱俊瑞进而认为，陶行知最后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教育上，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属于人民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对于陶行知诗歌的评价也普遍很高，认为其内容丰富、充实，富有教育意义；形式通俗、生动，大众化，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邓初民提出，用“陶行知主义”来概括陶行知最为恰当。所谓陶行知主义就是“人民至上主义”，强调陶行知所有行动与理论的最根本特点是“人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