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有胡晓风、金成林、斋藤秋男、章开沅、陈波、董宝良、陈汉才、朱宕潜、阿部洋。胡晓风由于其承上启下的贡献，把自己划为第二代陶行知研究专家。胡晓风可算是新时期陶行知研究主要引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他实际主持了川版《陶行知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且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写出了76篇论文，他还是最早推动陶行知现代化思想研究的学者。在整个学术风格上，他创造了一条新的陶行知思想研究方法，就是文献学基础之上的思想史研究，这一点下文再展开申论。金成林是陶行知重庆社会大学时期的学生，长期担任四川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学习研究陶行知达60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倡导成立“育才社大校史研究会”。他和胡晓风先生密切配合写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文章。陈波与陶行知只有一面之缘，1948年在晓庄小学任教导主任的同时，经陶行知的老友姚文彩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学习教育心理学，1950年回老家浙江丽水从事教育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陶行知研究。胡晓风、金成林、陈波等人的陶行知研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境界高”。他们不像学院派的陶行知研究那么冷静中立，但却深得陶行知精神的精髓。他们以亲身苦难证得一个道理，革命不仅是夺取政权，而是如胡晓风所说，“革命泛指包括抗战、反对一党专制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的大变革，其焦点始终都是极为错综复杂而又反反复复的民主与专制的相互较量”。他说：“生活教育是指在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中，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他们晚年回归到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原初出发点，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为共和国造一个民主基础。所以他们才能以衰老之躯，皓首穷经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弟子整理老师文献范畴；而具备西西弗那样的历史悲壮感。
章开沅和陶行知都是金陵大学的校友，他在国内开创教会大学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此系列研究早已名满天下。目前这个研究向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向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研究，二是向高等教育史研究。陶行知研究不过是这整个研究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说陶行知研究存在三方力量——官方力量、民间力量和学院力量，那么章开沅无疑是学院派的代表者。他一个人，在20世纪90年代，培养了两位陶行知研究的博士——周洪宇和余子侠。他们如今已经成为陶行知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了。斋藤秋男是海外陶行知研究的代表，如果谁是一生只从事陶行知研究的，那恐怕只有斋藤秋男了。关于他的贡献，金林祥教授有专文介绍。金林祥指出，斋藤秋男是陶行知著作的日译先驱，是介绍陶行知的主将，他提出了“整体把握陶行知人格形象”的观点，培养了海外第一个陶行知研究博士——牧野笃。这一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第三代有周洪宇、余子侠、金林祥、陈汉才、牧野笃、童富勇等。这六人中前四位皆任教于师范大学教育系科，都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洪宇、余子侠、牧野笃的博士论文皆是关于陶行知研究的，可以说是科班出身。笔者之所以强调学术的资格和资历，并非迷信文凭和学位，只是想指出陶行知研究学院化的趋势——其实已经不是“趋势”，而是一种现实状况。陶行知研究如果要在学术上求进步，学院化是必由之路。周洪宇、余子侠这两位史学博士把历史学重史料的传统带入陶行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范性。周洪宇已经指导了一位陶行知研究的博士研究生。余子侠教授的著作《山乡里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特别显示出扎实的功力，没有10余年的积累和训练是无法写出来的。金林祥教授主编的《20世纪陶行知研究》可谓20世纪陶行知研究史的总结性著作，构建了陶行知研究的学术史大致面貌，具有方法论性质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