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计2551名写过陶行知研究方面文章的作者中，按照“洛特卡定律”，写1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应该是1530人，占总数60％，这样的分布比较合理。而实际上在参与陶行知研究的人员中，仅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高达1910人，占总数的74％。撰写超过2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皆低于理论值。这就说明陶行知研究的队伍不够合理，其具体表现在：队伍不稳定，高达74％以上的人员不过是在这个领域匆匆一瞥就离开了，他们基本上还不算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的突飞猛进，陶行知研究团体基本形成，我们以发表4～10篇文献的作者为基本队伍，那么一共65人。如果再加上发表11篇以上论文的核心研究队伍作者40人，全国大概共有200人左右的陶行知研究人员。这个规模就陶行知思想研究这个教育史的下位类级学科而言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把陶行知思想研究看成教育学的下位类学科，那人数显然就不够合理，显得少了。加上必须考虑到这个统计结果中的一些老专家已经谢世，实际人数没有这么多。
发表11篇以上论文共40位，在上面研究中算在核心队伍，这是根据文献计量的理论得出的数值，和实际情况还有一定的差距。这40位并不都是核心队伍成员，必须依靠经验的定性分析，排除其中不准确的部分，同时还要增加一部分。首先凡是有陶行知研究方面专著的作者，应该算是核心队伍成员。其次，以陶行知研究为博士以及硕士论文选题也算是核心研究队伍人员。以此为标准，那么还应增加杨效春、徐德春、程本海、陆静山（台湾地区）、唐文翠、孙铭勋、汪达之、戴伯韬、董纯才、邓初民、陈鹤琴、盛震叔、麦青、郭沫若、朱宕潜（台湾地区）、徐大文、陆康源、章开沅、董宝良、余子侠、金林祥、叶良俊、童富勇、周毅、向明、唐文权、陈汉才、胡志涛、牧野笃（日本）、阿部洋（日本）、高永慧、顾红亮、曹常仁（台湾）。
根据他们在陶行知研究领域活跃的时间段、成果、历史影响，可以把他们划分成三代，其中各代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
第一代有戴伯韬、方与严、张劲夫、刘季平、董纯才、戴自俺、孙铭勋、方明、张健、张宗麟、李楚材、朱泽甫。他们基本上是陶行知的“声闻”弟子，其中大多数人是晓庄和山海工学团时期的学生，也是陶行知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1949年以后甚至在1978年以后，他们仍然长期对陶行知研究起重大影响。他们对陶行知思想有切身的体会。对陶行知思想直接做出发展工作的主要是他们。他们还无法把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单纯对象化，作为学术处理的对象，而是和自己的人生和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思想超过学术的一代。
朱泽甫的《陶行知年谱》是最具功力的一部年谱类专著。顾颉刚先生说年谱是一个人的历史，非常重要，因为伟大的历史是常由一个人造成的。年谱的体例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谱主自撰的。此种年谱最为可贵，因其出于自道，必有为他人所不能道的，固然自道之作总有令人不尽满意之处，然仍为一绝好的史料。第二种为其朋友、子弟、门生所作。此种年谱价值也很高，因为作谱的人对谱主极为接近，对其生活经历也知道得非常清楚，其史料价值总是极为可贵。只是此类年谱，多不免阿谀溢美之词而已。第三种为后人补作或修改昔人所做的年谱。此种年谱作时极为困难，因作谱与谱主的年代相隔太远，或虽不过远，而与谱主并无密切的关系，由于作谱的人仅能在谱主所遗留之文字记去苦心钩稽史料，因此在著作上很难得到谱主的真相[17]。朱泽甫的《陶行知年谱》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