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对现代社会科学影响很大。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更是奉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为圭臬，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像华勒斯坦所说，这一阵营的学者“坚持传统的研究一般规律的观点，他们希望通过类似的实验的规划构建出有关社会行为的最为可能的普遍原则；在这种规划中他们使用可以复制的且大体上尽可能是定量的数据。目前，他们掌管着经济系（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但不仅限于美国），并逐渐掌管了政治学系；他们在社会学系和地理学系中的实力也很强；在历史系和人类学系中也能够发现这类学者”[14]。可以说，坚持经验研究、实证研究，几乎是标榜自己的研究科学性、合法性的唯一标签。这是现代学术共同体的一个确定的“惯习”。
假如归纳以上几位知识社会学家的观点，对学术共同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学术共同体是一个学术范畴，同一学术共同体的学者有明确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存在某种公认的合理的研究方法。（二）学术共同体也是某种组织结构，是一个科学场域。它总是和大学里的系科、专业、社会上的研究机构、学会、基金会和专业的刊物有关。（三）属于同一学术共同体的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一些共同的阅历和研究方向。他们往往读相同的“经典”著作。每个学科中通常都有著名的惯常的争论，这种争论不同于其他共同体的争论。这些共同体倾向于某些学术风格，只有采取了恰当的风格才能获得奖励。比如，历史学家们都受过教育要重视原始资料而不是第二手资料，因此要崇尚到档案馆查阅资料。而人类学家更重视的是田野调查的工作。这些态度几乎是共同体的一种文化，这和实证主义取向是密切相关的。
二、陶行知研究共同体的演变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凡是以陶行知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学术场域就是陶行知研究的共同体。就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结构来说，有几种重要的组成要素：一是组织要素，比如学会、基金会组织，各种纪念馆，大学里的相关系科、相关课程、专业刊物等；二是参与陶行知研究的学者、从事陶行知教育思想推广的活动家；三是结构中的动力机制，比如我们上面做了详细论述的“惯习”。有学者认为惯习包含两层意思，即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进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structures）。所谓结构化的结构，是指惯习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动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所谓促进结构化的结构，是指惯习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产生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15]。光有要素并不组成结构，还必须有使结构运作起来的机制，显然惯习是一种结构中的动力机制，也就是场域中各种资本发生联系斗争的机制。
陶行知研究共同体还创办了陶行知研究的专门刊物和专门栏目，比如《行知研究》、《生活教育》、《生活教育丛刊》、《福建陶研》、《陶研通讯（福州）》、《金陵陶研》、《浙江陶研通讯》、《江苏陶研通讯》、《中国陶行知研究·基金会会讯》等，《南京晓庄学院学报》有固定的“陶行知研究专栏”，每期发表二到三篇论文。《教育研究》、《教育史研究》等著名杂志也经常发表陶行知研究方面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