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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陶行知研究的共同体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研究的主体，陶行知研究的主体可以从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来考察，本章侧重的是从研究共同体这个组织层面考察陶行知研究的主体。我们认为，从晓庄学校、自然学园、工学团、育才学校到生活教育社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之间存在明晰的继承、发展关系，它们都属于陶行知研究共同体的范畴。不同的代际有不同的学术上的带头人，不同代际在学术上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表明陶行知研究在学术史层面存在清晰的谱系联系。这也说明陶行知研究“知识体”虽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建构特征，但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建构仍然受到陶行知研究内在理路的限制，社会和政治建构无法完全脱离“知识体”的内核和谱系。

一、学术共同体的概念

共同体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指的是整体诸元素（如个人与群体）的排列与组合，并且这种排列与组合自行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特性的可辨识的统一体，而不是元素诸特性的简单总和。人们曾提出划分团体的种种标准，如组织、持续时间、加入方式、团结程度等，通常以功能标准作为首先要考虑的最佳标准，这样便能划分出各类团体或集团，如职业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等。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阿米泰·艾兹奥尼（AmitaiEtzioni）的分类模式，他在团体和集团结构中区别了三种可能的权威类型：强制型（如在军事组织中）、报酬型（如在现代经济企业中）和规范型（建立在对尊重和威信的汇报之上）[2]。学术共同体从功能上讲当然属于学术集团，从权威类型上来说是规范型团体。就学科而言，也可以说是学科建制，应该包括一定数量的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人员、相关的学会、相关的学术刊物以及在现代大学体系中存在相应的教学研究单位。[3]

20世纪40年代，英国物理化学家波朗依力主学术自由、科学自由，提出了科学共同体概念。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属于专门化了的科学家的一个特定集团。科学家的这些不同的集团共同形成了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意见，对于每一个科学家个人的研究过程产生很深刻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指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途径开始浮现出来——有自己的组织机构，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权威，这些权威通过自己的成就按照普遍承认与接受的标准而发生作用，并不需要强迫。”大致说来，构成学术共同体的条件有：（1）明确的研究纲领，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人员共同遵从的理论主张和研究规范；（2）一个学术共同体，国内往往名之为学派，只有理论主张和研究规范显然不够，还必须有“旗帜”性人物。因为学术活动大都体现出很强的个性化特征，他们的个性化特征贯穿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活动中。共同体最基本的功能是学术交流，推动学术进步。在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相互之间研究内容相同，研究方法相近，交流又很充分，就造成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每一步研究都建立在其他圈子成员研究基础之上的结果，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形式上有对已有研究的综述和引文，而且是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知识积累。

“学术共同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消极性的，一种是积极性的。所谓“消极性学术共同体”，是基于学术分工而自然生成的松散型的学术共同体。“积极性学术共同体”则是一种特定的具有信念支持的学术共同体，它是知识分子基于自身的社会、文化、学术理想而聚集的“学术共同体”。这两者的区别就像韦伯说的那样：前者把学术研究仅仅看成一个occupation，是个饭碗，靠这个吃饭的；而后者把学术研究不仅仅看成职业，而是看成志业，是一个calling，像传教士那样的mission，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