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开沛不同意以上把陶行知划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 他从三个方面论证这个观点，一是认为陶行知“三十五年来，最主要的经济依靠（阶级依靠） 是资本家、反动政府、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二是认为“他的教育思想，从始到终都是贯穿着杜威的学说和阶级调和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只是后期在阶级调和方面有所转变罢了。” 三是认为陶行知的民主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东扯西凑的。他反对戴白韬等陶行知的学生在评价陶行知时把政治和教育分开的做法，认为：“ 我们不能把将他政治上的表现和教育上的表现截然分开。但我们同时又必须明确地指出：陶行知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同路人，只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无论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所表现的进步和革命，都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33]
在界定了陶行知思想的阶级属性后，批评者把目光对准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张宗麟说：“ 我个人对陶先生在教育上或在各种运动上的某些观点还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教学做合一的问题”。由于做的含义不明确导致“只重‘实用’的做，是动手动脚的做，可以不读书，可以不学系统知识，其结果是取消教育（不是取消广义的教育，而是取消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 弄到小学中学可以不上课，学生成为工厂或农场的生产者，或者成为一赶运动（游行） 者”。[34]
对于“生活即教育”的口号，张宗麟认为必然会否定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功能。“社会即学校”的口号的最大缺点“还在于将会模糊教育的目的，削弱教育的力量，减少教育的功用；将会使整个国家的教育走向无计划的，无领导的，凌乱的道路；将会使一个学校成为散漫的或是家长式的学校；将会使教科书失其效用，从而不必编教科书，将会使知识提不高，老师在点滴经验上打转，贻害甚大”。“新中国所需要的教育是合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从而提高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教育，旧中国遗留的社会必须彻底改造，旧中国遗留的生活中肮脏的东西，必须彻底去掉。所以绝不是传统的社会可以当作学校，不是一切生活都是教育。我们要批判、扬弃‘生活即教育、社会既学校’的理论。”[35]
方与严认为“生活即教育”的口号是由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而来的，陶先生为“生活教育” 的定义：“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也是来自杜威“经验所原有，经验所自营，经验所必需的教育。” 因此，“使得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不能不陷于经验主义的泥潭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必须着重进行科学化、系统化、计划化的教育，为国家培养一定需要的建设人才。如果再用‘生活教育’的口号，使人民从生活中去获得教育，获得那些零碎的经验，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就会降低教育作用，就会影响国家建设计划，就会犯严重的错误。”[36]
对于“社会即学校”，方与严认为这一命题的来源和意义是含糊的。“旧社会生活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的生活，教育的中心也应该是阶级斗争的教育，陶先生并没有抓到这一中心。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确立，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可以办自己的学校，可以安心在学校里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今天如再用‘社会即学校’的口号，就要降低学校的教育作用，甚至取消了学校教育的作用，更犯着严重的错误了。”[37]
张健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三大口号，否定了理性知识，“也否定了传授这种理性知识（和一定感性知识） 的特定场合—— 学校教育的作用。而主张人们只从日常事物中去做 ，在劳力上劳心 ，去获得一些零碎的片断的感性知识——个人狭隘的经验。”[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