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属性显然是评价陶行知思想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对此，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陶行知的学生戴白韬、董纯才等为代表。他们和陶行知有无法割断的联系，因此在评价陶行知的时候，在感情和策略上与一般人是不同的。一个基本的策略是把陶行知的政治立场与教育思想严格区别开来，在肯定陶行知政治上的革命性上决不让步，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则不惜痛批，甚至歪曲。戴白韬说：“我们研究陶行知先生时，对他政治上属于革命派而教育思想上则属于错误的一方面，应有明确认识。应该肯定他在政治上是属于民主革命派的。他在后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积极领导抗日的救国会，和坚决反对蒋匪法西斯独裁，领导人民民主运动。”“陶先生后期政治上的进步也影响了一点他的教育思想，例如，他提倡国难教育、抗日教育、民主教育等，这都说明他在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方面有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也无疑的对人民是有利的。”“有些人，因为他错误的赞扬过武训，自比为新武训，就把他和反动的武训看成一样，说他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凶，显然是错误的，不合事实的。”[21]
但是，对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则和马列主义教育思想严格加以区别。一致否认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否定陶行知是中国新教育的奠基者。戴白韬说自己犯过严重的错误：“ 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思想划成等号，混淆起来；没有能够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加以分析批判，把陶行知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严格地从本质上区别开来。把两个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即有人叫作‘陶行知主义’ 和我们的马列主义，不加以严格划分，只说成它们之间有些区别，而在实质上认为它们是属于一个体系，一个范畴，这就是基本观点的错误。”[22]
戴白韬说从陶行知“三十年的言行看来，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虽然，他也喊出锄头联合机器来革命（意即工农联合革命） ，但他的教育思想没有什么改变……陶先生之所以好翻花样，完全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幻想，灵机一动从经验里想出来的，并不是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遵着历史发展规律来从事革命工作的，因此，也就不是从实际出发，不合于中国实际情况。他也就不是唯物论者。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所以他的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片面的、孤立的、唯心的经验主义世界观。也就必然表现在工作上的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小手小脚的，点点滴滴的，没有远大眼光与气魄。”[23]
董纯才对陶行知的评价也是一样的思路，他说：“有人说陶先生像武训一样，是反动派。这种批评是不对的。从政治上看，陶行知先生是革命派，不是反动派……陶先生是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自从一九三○年春晓庄学校闹风潮起，陶先生对于在他所领导的教育活动范围内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一直抱着友好的态度，在他们遭受危难的时候，他总是设法营救援助他们的。‘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就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和共产党亲密合作。由此可见，盖棺定论，说陶先生是革命派，这是无可怀疑的。”[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