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陶行知与武训的这种关系，所以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就面临如何评价陶行知的问题。刚开始批判《武训传》的时候，由于陶行知的历史地位、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中共等曾经给予的崇高评价，批判《武训传》文章的作者们涉及陶行知时候一般都为陶开脱责任。贾霁说“至于说到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表扬过武训，那是因为武训出在当时的环境中，与‘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等等条件下，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谋取穷孩子识字而坚持的精神是好的。而这，与陶行知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与条件有着极有意义的联系。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和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还说昨天的话就不可以理解了”[14]。对陶行知的评价就必然要涉及对国统区教育工作者，乃至整个曾经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估量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所谓改良主义路线的大问题。在这个大问题上中共即使可能会伤害像陶行知这样的老朋友，否定自己过去对陶的历史评价也在所不惜。
二
杨耳首先“旗帜鲜明”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陶行知，他认为贾霁的观点不对。他说：“容易迷惑人的，也是比较难以认识的却是所谓‘武训精神’，正是所谓无拳无勇，‘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穷孩子识字的坚持精神’。他常常迷惑了人，被认为是‘很好’的了。”杨耳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认为“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用现代革命者的水平要求他，但也不能从他的抽象的精神优点和缺点来判断。所谓正确的历史观点，就是要看他的行动和思想，是推动当时的社会前进还是妨碍了它，是推动当时生产力向前发展还是阻滞了它。我们不能孤立地从一个人是否毕生受苦、忍打耐骂或者专注他的事业到‘忘我’的境界，就认为他的‘卓越精神’是伟大的。” 据此，他认为陶行知表扬武训并没有积极意义。[15]
杨耳说：“陶先生精神之所以伟大，主要是由于他的坚决反帝反封建、坚决反对蒋匪帮的斗争。陶先生为什么表扬‘武训精神’ 又如何表扬这一精神，笔者没有做过研究，但只从贾霁同志和他所引用‘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文中看来，似乎是在‘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 的环境与条件上面，二人境遇有着相似，二人的条件‘有着极其有意义的关系’。陶先生分析武训所以能办三个学校，归之于他‘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可是，从这一些根据看来，陶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未必是恰当的。因为，什么才真正是武训时代大众需要的‘宏愿’呢？ 我们如果不是从表面的现象而是从深入的本质的分析来看，这个‘宏愿’应该是反封建反压迫，而不是其他。这一基本认识既然错了，其他什么‘办法’，‘决心’，什么‘廉洁’，不过在抽象的精神优点，或者在所谓抽象的道德观念方面，有他的意义罢了。道路不对、方向错了，这些次要的精神优点（即令他真有这些优点） ，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甚至相反，它们更加模糊了人民对武训道路的从改良到投降的认识，更加模糊了人民对武训式的‘斗争’的错误认识。”[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