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 年7 月，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社务报告中说：“我们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们眼前所挂的是武训的遗像……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武训死了，他的办学精神是不死的。”[8]1934 年4 月4 日，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庆祝儿童节大会上做“武训兴义学”的演讲，又称赞武训是有义气的叫花子，它讨饭与众不同，为是讨些钱来办义学。我们要想普及教育，必得学武训。演讲中，他还兴致勃勃地背诵了武训唱过的六诗，诸如“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喝脏水，不算脏，不修义学真肮脏。”“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痴”，等等。[9] 同年12 月，他还为山东临清武训小学编辑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 定下一首共6 节、多达107 行、题为《兴学的乞丐》的长诗，说武训是古今来最难得的“奇男子”。[10] 1944 年4 月21 日，陶行知为《武训先生画传》写了再版跋。
同年12 月5 日，又在重庆育才学校武训诞生纪念会上做了《谈武训精神》的讲话。这两次他都将武训精神概括为“三个无” 和“四个有”。即“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在此种困境下却能兴学成功，是因为：“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11]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仍不遗余力地提倡武训精神。1945 年12 月1 日，他在《民主星期刊》上发表《武训先生解放出来》 一文，主张把武训从后人强加给他的“异人”、“ 苦行者”、“圣人”的小圈子中解放出来：“他是一个平常的老百姓。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平常的事：兴学、兴学、兴学。在一个教育不发达的国家里，文盲竟占了人口百分之八十，兴学这件事是每一个平常人的责任。大家都忘了这个责任，而武训先生却将这个责任负了起来，中国需要以百万个武训先生来完成普及教育的任务。”“假使四万万五千万人，人人都有成为武训先生之可能，那么不但是普及教育干得成功，而且在二三十年内创造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也并不太难。”[12]
陶行知何以推崇武训？ 笑蜀认为这只能从他的个人历史中去寻找答案。陶行知出身寒门而能免受失学之苦，得自有识之士的热心资助。所以，陶深知苦孩子求学之艰难，对资助苦孩子上学的有识之士，有着强烈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武训恰恰是“为兴学而生，为兴学而死。一切为兴学，兴学为苦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另一方面，正是亲身经历，促使陶行知选择了普及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人生道路，终生为苦孩子兴学。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从事教育，本来就无可回避地要承受荆风棘雨；陶行知又是著名的异见人士，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公开反叛，更为当局所不容，也就不存在政府支持的可能，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依靠民间赞助。陶行知之兴学与武训之兴学，在形式上也就非常相似：都是行乞兴学。陶行知因此需要以武训自勉，并以武训为动员社会的旗帜。[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