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提出了“陶行知道路”的概念，指出：“陶先生的道路，是一个诚实的教育工作者逐步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认为“ 虽然陶先生在从事教育工作早年也幻想过以‘教育救国’，但他一接触中国的实际和中国人民群众以后，他就看到了他的理想遇着‘阻力’ ……压迫并没有使他低头，相反的使他认识了那个阻力，主要的不是别的，就是从政治问题上来的。要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教育家不能不问政治。不问政治，那你只能办‘传统教育’，那就没有什么人民教育”，“陶先生从‘九·一八’以后参加救国会起，虽然他仍不放松他的教育岗位，他的政治立场就更明白了。不但没有回避政治而是一步步坚决地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来”，“他在读到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曾对人说‘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把我以前说的话讲得更明确了’。” 《社论》认为陶行知是第一个解决政治立场问题的人[6]，认为“人民立场”、“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是陶行知最重要的遗产，《社论》甚至号召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以及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来丰富陶行知的学说。
虽然《社论》也提出了要用历史的观点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经验，但是可以看出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还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教育部长马叙伦说：“陶行知先生所走的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为人民教育开路，立下不朽的功绩。他始终是不屈不挠地甘为工农大众服务，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愧为人民的先师！ 教育工作者应该向他学习，并把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发扬光大。”
《光明日报》、《文汇报》也发表了陶行知在教育文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学生，如张宗麟、方与严 、戴白韬、张劲夫等人的文章，歌颂陶行知。 张宗麟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毛泽东给予陶先生的“无上光荣的称号”，是“万古不朽的谥封”。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陶行知在30 年前，大革命以前，就开始从事农民教育活动，脱下西装赤脚下乡，与农民共同生活。对于工人教育，生活教育社在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就办了几十处工人区小和夜校。最近十多年，上海的工人教育增长了许多，领导者多是共产党员，其中很多主要工作者是受过陶先生直接或间接教育的，陶行知是全国教育工作者的“伟大导师”。生活教育社的负责人方与严称“陶行知夫子是人民教育家，是民主运动的拓荒者，是人类思想的解放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他引用陆定一在1946 年的评价，强调“先生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是以教育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的。因此，先生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是全人类自己解放自己的教育思想。因此，先生的教育事业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事业”。
但是在1951 年，随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深入，陶行知的命运发生了历史的转变。陶行知和“武训精神”有不可分裂的联系，陶行知也被人们认为是“武训精神”的时代化身。笑蜀认为：“武训原本不是历史上的显赫人物，从二十年代起，其声名却如日中天，这主要是陶行知推崇的结果。陶行知推崇武训是一贯的。”[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