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众多志士仁人将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作为其人生目标，陶行知便是这样一位民主的热切追求者。陶行知以金陵大学为起点，无论从事平民教育，还是从事乡村教育，以及民族救亡运动，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始终贯穿其中。他个人的高尚品德在这一过程中生成，他认为一般人的优良品德形成也必须以民主生活中的主人资格为基础。
一、陶行知民主主张的实践依托
金陵大学上学时，陶行知即受到民族民主思想熏陶，主张民主共和，热心宣传民族民主革命。1911年，陶行知回到徽州任初成立的府议会秘书半年，参与当地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又回到金陵大学继续其学业。当时担任南京留守的黄兴经费支绌，只能倡“国民捐”纾困，陶行知积极参与，1912年5月24日，邀请苏州东吴大学学生来南京联合举行运动会，以售票集资所得充“国民捐”。
在金陵大学较为自由民主的环境里，陶行知生成了人生观。1914年新年，他在《金陵光》发表新年社论《民国三年之希望》：希望“文官，不贪财、不因循、不争门户，戮力经襄国事”。希望“武臣，严纪律、重人道、不矜功、不嚣张，为义战，不为暴戾”。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贯穿了倡导民主共和，反对专制横威的思想，认为“真自由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特别强调“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平等所在即责任所在”。
新文化运动向中国人灌输现代公民和自由、法治、宪政、理性等基本观念。为了实现民主思想的启蒙，陶行知于 1917年回国，宣传实验主义，实行学生自治，参与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倡导建立公开的政府。1926年，在北伐炮火中创办晓庄学校，开展乡村民主实验，组织联村自卫，引导村民通过“议决取水”学习民主程序。
陶行知将抗战当作中华民族争取民主的必要环节。1936年发生“七君子事件”，陶行知吁请杜威、爱因斯坦等学者名流致电蒋介石要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抗战胜利后，面对愈演愈烈的专制统治，陶行知挺身而出，以教育革命配合政治革命，投入到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伟大斗争中。
1945年，陶行知主编《民主》星期刊，并为社会青年开设民主星期六讲座，发表他的民主教育的纲领性文章《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发表《民主》、《民主教育》等系列文章，全面、系统地阐释他的民主思想。
为了民主事业，陶行知激流勇进，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特别是在他逝世前 100多天里，在上海宣传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政治主张。1946年6月23日，陶行知在上海北站 10万人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大会上高呼：“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2]1946年7月，民主运动领袖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暗杀，陶行知也被列入黑名单。周恩来派陈家康去报警：“要提防无声手枪呵！”陶行知无所畏惧，斩钉截铁地说：“我等着第三枪！”他给育才师生写信：“我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样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人。”[3]感召无数民主战士继起斗争，这封信寄出八天后，陶行知猝发脑溢血不治身亡，被誉为“民主之魂”。
二、陶行知民主主张的基本内涵
陶行知是一位讴歌民主、追求自由的伟大思想家，他深知底层社会的疾苦。在美留学期间亲身体察到美国民主，更对民主学理有深入探究。主张“真正的民主必须包含：一、政治民主；二、经济民主；三、文化民主；四、社会民主；五、国际民主”[4]。五大民主学说凸显出其思想鲜明的个性特征。他关于民主的独特主张对解决中国问题更具针对性。
（一）民主是中国的救命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