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外国教育的吸纳，以“只问适不适”为准则，反对照搬照抄外国办学经验。他把照搬照抄外国教育的看作拉洋车夫，他讽刺愿当拉车夫的教员：“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37]。他回顾我国近代改革学制过程，就是当拉车夫，一味抄袭外国，未能制订出适合国情的学制。他认为：“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需要与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定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38]
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吸取，也是“只问适不适”现实生活和教育实际。他反对依样画葫芦，以古进今办法。他认为：“有的人见古人怎样解决，我们也怎样解决，这种解决是不对的，是没进步的。因为古时现象不是与今日现象一样，所以以古进今的办法往往是错的。”[39]他还指出：“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徒执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之问题，则圆枘方凿，不能相容”[40]。
但是，他对于有益于今天的古代教育，则主张有选择的继承。甚至对安徽本土的乡贤思想与学问，也“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他指出：“我们徽州的土产本来不错。你看朱晦庵、江慎修、戴东原诸位乡贤，那一位不是土产？现今的胡适之先生，从头到脚也只是我们家园所出的土产。”他对小朋友说：“我深信，他们来做你们的老师，你们是一定欢迎的”[41]。
由于他吸纳中外教育只以“适不适”、“好不好”为原则，对于违反这一精神的是不加吸纳的。就是对他视为徽州现代“乡贤”的胡适也如此。当胡适赞扬了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普及教育搞得好，还说要“效法”的话，他则不顾与胡适是同乡、留美同学，马上写了一篇《胡适的普及教育理论》文章，加以义正词严的驳斥。
总之，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在吸取中外教育经验教训时，最使人们受到启迪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必须从现时生活中“滤下来”，“明辨择善”，既反对传统教育和反对洋化教育，又主张有批评、有选择地接受中外教育中的固有优点和真正知识；二是“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他的这种中西教育观，与我们党对待中外教育一贯坚持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批判继承主张，是相一致的。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我们应当把陶行知的中外教育观当成一面历史的镜子，从中取得借鉴，丰富和提高处理中外教育及其关系的经验、能力和方法。
[1] 原载《教育研究》，1997年第1期。
[2] 方与严：《人民褒扬，昭告天下》，载《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下集），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11月版，第405页。
[3] 张国良：《我所知道的陶行知》，载《陶行知一生》，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3页。
[4] 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载《行知研究》，1984年第11期。
[5]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7页。
[6] 《陶行知在美国的教育经历》，载《行知研究》，1983年第7期，第66页。
[7]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8]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9]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10]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页。
[1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86页。
